大学生听力健康危险行为的健康教育干预
原文作者: Dahui Wang;Chenhui Li;Yi Wang;Shichang Wang;Shuang Wu;Shiyan Zhang;Liangwen Xu
单位:Department of Medicin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摘要:年轻人和大学生一样,由于长时间和过度暴露在嘈杂的声音中而面临听力损失的风险。然而,针对他们的行为干预研究还不够充分。本研究探索健康信念模式在大学生健康教育干预中的应用,以提高大学生的听力健康知识、健康信念,促进听力健康行为。本研究从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进行整群随机对照试验,共招收830名大学生,干预组419人,对照组411人。干预组接受为期3个月的听力健康教育,对照组不接受干预。在干预前、干预后、干预结束后3个月采用听力健康问卷收集听力健康知识、健康信念、听力行为等信息。干预显著提高了女生的听力健康知识、健康信念、自感严肃感和自我效能感,有效降低了女生每天使用耳机的次数、每次使用耳机的时长和高音量使用耳机的比例,减少了男女学生戴耳机睡觉的行为。因此,本研究证实了基于健康信念模型的干预对改变听力损失相关危险行为的有效性。
关键词:大学生;听力损失;行为;健康教育;健康信念模式
1 引言
在2015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中,听力损失被列为全球第四大最流行的慢性病[1]。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称,全球有11亿年轻人因长期和过度暴露在嘈杂的声音中而面临听力损失的风险[2]。作为年轻人,大学生一直是一个很大的关注点,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听力健康相关的知识、信念和危险行为的现状。董等人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在台湾某大学1878名一年级学生中,11.9%的学生单侧或双侧听阈超过25dB[3]。Balanay等人研究发现,在2151名大学生中,39.6%的人报告至少有一种听力症状,其中耳朵痛是最常见的[4]。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主要噪音来源是各种娱乐噪音活动,如参加音乐会、酒吧、卡拉OK,特别是便携式音乐播放器[4-6]。耳机使用的便捷,改善了听觉体验,但也增加了听力损失的风险[7,8]。Sun等人调查发现,1009名韩国大学生中有66.2%的人使用耳塞听便携式音乐播放器[7]。与普通耳塞相比,在存在背景噪声的情况下,降噪耳机的最适音量水平最多可降低4dB[8]。
由于目前尚无有效的听力损失治疗方法,因此积极干预,通过健康教育降低听力损失的危险因素和发病率是值得提倡的[5]。凯瑟琳等人研究发现,如果听力学家或医生的信息提高了他们对不安全听力行为的认识,大多数学生愿意改变他们的行为,比如缩短个人听力设备的使用时间或降低他们的听力音量水平[9]。
基于认知理论的原理,健康信念模型认为,期望和信念在说服人们改变有害行为方面起着关键作用[10]。听力健康教育项目有助于促进听力健康知识的推广,以及听力健康保护信念和行为的发展和提高[11]。Knobel等人对271名三至五年级的学生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听力损失课堂教育。与预防噪声性听力障碍相关的知识、态度和意图行为显著提高[12]。开普勒等人的一项研究发现,通过一个有效的为期6个月的听力教育计划,78名参与者在他们对噪音的态度以及他们对听力保护和听力损失的信念方面的分数出现了改善,12%的参与者更频繁地使用听力保护器[13]。
但是关于大学生听力健康相关行为干预的研究还很缺乏。本研究旨在探讨健康干预对大学生听力健康危险行为的影响,为高校听力健康干预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提供新的思路。
2 资料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杭州师范大学医学系符合条件的大学生830人,其中干预组419人,对照组411人。纳入标准如下:(1)居住在大学校园内的医学生;(2)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同意参加干预计划;(3)无听力损失。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对这些大学生的听力状况进行了测试[14]。
2.2 听力健康干预
干预组接受线上和线下听力健康教育。在线干预包括通过微信(中国深圳腾讯)的公共账号“医耳”发布听力健康知识,并建立微信小组进行小组交流。线下干预主要包括发放听力健康宣传单、教授护耳练习、举办听力健康知识竞赛等。对照组没有接受任何干预(图A1)。
2.3 调查方法
设计调查问卷用于收集人口统计学特征、听力健康知识、听力健康信念和听力损失相关行为数据。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年龄、年级、耳朵问题(耳鸣、耳痛和耳塞),以及家庭中听力损失的人数。耳鸣分为两种情况:过去一年内无耳鸣,偶尔耳鸣(每周小于或等于一次),或频繁耳鸣(每周大于或等于两次)。耳痛和耳朵紧绷也是类似的分类。听力健康知识维度包含36个项目,包括听力危险因素(11个问题)、噪声对听力系统的危害(6个问题)、听力损失早期症状(8个问题)和听力损失预防方法(11个问题)。每个正确答案得1分,而答错或“不知道”答案得0分。
听力健康信念维度有45个条目,包括感知听力损失的易感性(5个条目)、听力损失的严重性(9个条目)、感知改变不良听力行为的益处(7个条目)、改变听力损失有害行为的障碍(8个条目)、行动线索(8个条目)和自我效能(8个条目)。采用了5分的Likert量表评分,并将得分从“完全不同意”分配到“完全同意”,总分为45-225分。得分越高,人们对听力健康的信念水平越高。该问卷在之前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共有2088名参与者参与。其克朗巴赫系数为0.888,KMO值为0.872。主成分分析表明,验证性因素对总方差的贡献率为64.395%。
我们调查了六种与听力健康相关的行为:(1)平均每天使用耳机ge;3次;(2)平均每次使用耳机的时间ge;30分钟;(3)在嘈杂环境中提高耳机音量的概率ge;50%;(4)耳机音量占总音量的ge;40%:(5)使用入耳式耳机;(6)睡觉时戴耳机听音乐或听收音机。
在干预前(T1)、干预停止阶段(T2)和干预停止后3个月(维持阶段;T3)对两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由调查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包括接受过严格的专业培训的教师和研究生以确保数据收集质量。他们能够在问卷收集过程中通过面对面的访谈提供准确的解释,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参与者的主观偏见。
2.4 统计分析
使用Epidata 3.0建立数据库,并使用SpSS 22.0 Windows系统(IBM Corp.,Armonk,NY,USA)进行分析。对每个学生的人口统计数据进行了整理,以产生描述性统计数据。连续变量表示为平均值plusmn;SD(标准差),分类变量表示为n(%)。基线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和卡方检验。健康知识和健康信念得分的变化以T2和T3时的值减去基线值计算,并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ANOVA)分析对照组和干预组干预结果的差异。如果发现一种行为在T2或T3比T1有所改善,则认为干预有效(Y=1),而如果没有改善或发现行为恶化,则认为干预无效(Y=0)。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评价健康干预对健康相关行为听力的影响,Plt;0.05,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了830名18~22岁的大学生,平均年龄(19.57plusmn;0.85)岁。男性占29%(n=241),女性占71%(n=589)。大二学生占50.1%(n=416),大三学生占49.9%(n=414)。耳鸣、耳痛和耳闷的比例分别为51.6%(n=428)、31.4%(n=261)和28.3%(n=235)。总体而言,61.2%的学生报告有听力损失的家族史。干预组和对照组男生的年级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lt;0.001),女生的年级分布和平均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lt;0.001)(表1)。
表1.男、女干预组和对照组大学生的人口学特征。
注:年龄以均数plusmn;SD(标准差)表示,其他人口学特征以n(%)表示;t检验;b卡方检验;粗体表示统计学意义(plt;0.05)。
3.2 基线比较及干预对听力健康知识和信念的影响
干预前,男女学生听力健康知识和健康信念总分在干预组和对照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在健康信念的6个维度上,女生中只有知觉障碍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45)(表2,表S1和表S2)。
干预结束时和干预结束后3个月,干预组听力健康知识得分明显提高(T2-T1IG3.23plusmn;5.80vs.CG1.45plusmn;7.21vs.CG1.45plusmn;7.21,P=0.007;T3-T1IG3.97plusmn;8.04vs.CG1.95plusmn;8.05vs.CG1.95plusmn;8.05;Plt;0.014)。同样,听力健康信念评分在干预结束3个月后有显著改善(T3-T1IG1.32plusmn;18.31vs.CGminus;2.41plusmn;15.98;P=0.047)。听力健康信念各分维度中,听力严重程度和自我效能感分干预后均有改善(T2-T1IG1.15plusmn;6.20vs CGminus;0.23plusmn;6.49,P=0.030;T2-T1IG0.28plusmn;5.27vs.CGminus;1.16plusmn;5.42,P=0.008)(表2)。
两组男生在干预停止阶段(T2)和干预停止后3个月(T3)的听力健康知识和健康信念得分均无明显改善(表2)。
表2.男女学生干预前后听力健康知识和信念的比较
注:所有数值均为平均值plusmn;SD(标准差)。T2-T1:T2减去基线值(T1);T3-T1:T3减去基线值(T1)。在调整年龄和年级的情况下,通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确定了各组之间干预结果的显著差异。粗体表示有统计学意义(Plt;0.05)。
3.3基线比较及干预对听力健康相关行为的影响
我们重点调查了六种听力健康行为,包括每天使用耳机的频率、每次使用耳机的时间、使用高音量的耳机、在嘈杂的环境中增加耳机音量、使用入耳式耳机、睡觉时戴耳机听音乐或听收音机。行为基线分析显示,干预组女生高音量使用耳机(ge;占总音量的40%)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干预组(Plt;0.0 5)(表S3)。
在女生中,在干预停止阶段和干预结束后3个月,有以下4种行为的学生比例显著降低,平均每天使用耳机ge;的次数增加3次(T2-T1IG vs.CG 1.913(1.148-3.189),P=0.013;T3-T1IG vs CG 1.612(1.019-2.550),P=0.041),每次使用耳机ge;的平均时长(T2-T1IG vs CG 1.540(1.014-2.339),P=0.043;T3-T1IG vs CG 1.854(1.233-2.788),P=0.003),耳机音量占总音量的40%(T2-T1IG vs CG 2.416(1.351-4.320),P=0.003);T3-T1IG对CG 2.224(1.275-3.882),戴耳机听音乐或听收音机(T2-T1IG对CG 1.725(1.107-2.689),P=0.016;T3-T1IG对CG 1.991(1.284-3.088),P=0.002)(表3)。
在男生中,干预停止3个月后,为了听音乐或听收音机而戴耳机睡觉的学生比例显著降低(T3-T1IG vs CG 2.554(1.184-5.509),P=0.017)(表3)。
4 讨论
健康信念模型是最早用于解释和预测健康行为的理论之一[15],它包括六个维度:感知的敏感度、感知的严重性、感知的益处、感知的障碍、自我效能感和行动线索[16]。在此基础上,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期3个月的听力健康干预,成功地提高了大学生的听力健康知识和健康信念,降低了大学生,尤其是女性大学生听力危险行为的发生率。
本研究发现,为期3个月的健康教育干预有效地提高了女生的听力健康知识水平,干预结束后3个月效果良好。类似地,Khan等人对高中生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听力干预,分别采
表3.大学生听力健康相关行为干预效果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注:T2-T1:干预组较对照组干预前(T1)至干预停止阶段(T2)的行为改善;T3-T1:干预组干预前(T1)至干预停止后3个月(T3)的行为改善与对照组比较;粗体表示有统计学意义(plt;0.05)。
用计算机培训、课堂培训和课堂 应用(APP)培训,发现三种形式的听力健康知识平均得分分别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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