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改革：以瑞典经验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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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税改革：以瑞典经验为例

托马斯bull;斯特内尔

哥德堡大学

上世纪80年代，瑞典的税收制度陷入了困境。人口中的大部分支付80%的边际税率，削减收入的税收等级成为政府在不发生大的财政赤字时的一个主要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税收改革的主要部分（重点是减少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1991年左右，环境税有一个特殊的时机，能对能源和交通运输增税且能得到普遍认可，次年在废除大量上涨的农业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这项改革是通过进一步增加家庭和运输部门的能源税来资助的。这些的增加在维护瑞典产业竞争力同时不降低能源税的收入。

一般看来，能源税和碳税能成功的提高税收收入，而环境影响只会在长期显现（除非许多国家实行这个体制，许多环境问题如温室效应是全球性的）。另一方面，如硫和含铅燃料的税收差异，以及不同性质的柴油和燃油税之间的差异，已经有非常成功的环境意识，但有相同的原因——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的收入贡献。工业和其他消费者之间的分化至少有一个副作用：通过某些能源载体，在工业和普通消费者之间创造了巨大的价差。这种类型的价格会催生不道德的逃税动机。

瑞典税收系统中的环境税

这不是一个给予正确的瑞典税收制度背景的地方（见Sterner（1994）的简短调查）。然而众所周知，瑞典是一个高税收国家，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边际所得税超过80%，它必定被视为惊叹和怀疑恐惧的混合。产生这些记录的比率背后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背后的公共部门包括福利相关收入转移占GDP的一部分；其次，给予直接的所得税优惠（与间接税相反）；第三，累进税表。事实上，瑞典陷入了如此高的利率，至少是导致通货膨胀和以名义货币计价的税收计划相结合的部分原因。通过通货膨胀，中等收入者付出了富人才需要缴纳的税收。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环境税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也没有引起官方的兴趣。在海洋环境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大量死亡的海豹种群，这引起了重大的关注，至少在当时部分地归咎于环境恶化。一个新的环境政党甚至设法当选国会议员。

税制改革的需求以及为存在潜在危险的赤字融资，似乎已经为而非可能为环境税的增加提供了巨大的机会。1991年，在环境收费委员会建议下，政府主要对碳（0.25克朗/公斤）和硫实行了增值税。同时对碳税的出台，（作为部分补偿）化石燃料总能源税减少25%-50%，但增加碳的净效应和降低能源税仍然导致税收30亿瑞典克朗的增加（欧盟协调下，136亿克朗的税收增值税）。1994年依旧适用的环境税在表1中概述。对能源和二氧化碳的税收将在下面更详细地讨论。我们应该注意到，“环境税”的定义是相当武断的。因为目前这样的税收很可能要比其他税收更能收到公众的认可，来激励政客们重新命名其他税种。例如，如果能源税被简单地重新命名，很难看做是一个环境改革。这可以是1991年改革的一部分，因为以前的能源税削减一半作为部分补偿的新的一氧化碳和其他环境税。然而，我们会采取这种做法，对环境有害的产品征收的所有税收可以被视为“环境税”，即使这不是他们的初衷。

工业竞争力和税收减免问题

1991税收改革隐含能源的巨大增加。原则上，这一切都会影响到所有拥有能源的消费者，包括家庭、商业和工业。然而有一些例外，这将在下面的一些细节描述。这些日期追溯到1974年的一些税收减免法案，主要目的是确保瑞典生产商相对于国际竞争对手所面临的降低能源税不会处于不利地位。它们主要应用于某些能源密集型工业和园艺部门。

对于能源密集型产业，如果总能源税超过某一特定公司的总产值的1.7%（或者是与这个公司中某一条产品线持平），那么该公司可以向政府申请个人所得税1.7%。根据这条规定，工业企业在1978和1990之间的税收优惠的数量在100和150之间变化。这一时期以大约7亿瑞典克朗的减税告终。虽然这本身并没有构成一个在许多方面非常大的总能源税，但它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某些情况下，税收优惠可能对个人企业有决定性的贡献。如上所述这项税收优惠不由税务机关批准，而是由一个特定的公司和一个时期的政府部门提供，这不仅是不切实际、过时和成本高的安排，而且甚至会受到裙带关系或腐败的怀疑。在国际背景下，这种税收优惠很容易被视为非法补贴，并作为一种论点被外国竞争对手敦促实施制裁、配额或关税等。预见到与欧盟立法协调的需要，政府任命了一个以工业能源税收委员会（CIET）。

其次，它影响了整个能源税的制度。由于大多数能源密集型公司实际上没有支付任何税，这很难认为系统有激励作用，因此CIET认为税收实际上只是一个没有激励作用的财政安排。因此它必须根据财政政策而不是出于环保或其他能源的具体目标来激励。

这些事实都是在废除税收和与欧盟协调税收的有力论据。其效果是正式避免补贴（为了贸易协定）在能源税上更大程度的下降。

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论点是瑞典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劣势风险。CIET援引的一些估计表明，能源税的减少将导致几个百分点产出和就业的长期增长。即使是在能源密集型公司中，大部分的能源税与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的成本相比，它们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小。此外，在经济中有其他变量决定产业竞争力。由于CIET发表美元的价值意想不到地发生了30%的变动，实际利率变动更多，在这种情况下，能源税的重新设计的效果将比较小。

截至1993年1月，最后的税制改革导致了所有工业（和园艺）活动的能源税和75%的二氧化碳税的全部豁免。这部分的减少将是由私人消费者增加，特别是在碳税从1吨250瑞典克朗增加到一单位320 瑞典克朗和一般税电费的增加。上述表2表明，这些变化确实意味着一个和家庭或其他商业用户相比非常不同的行业税收水平。第二栏显示了当工业和其他用户缴纳几乎相同的税时1991和1990的税收水平。正如读者所注意到的，1993的改革使工业的税收水平下降到比1991（液化石油气）更低的水平，而其他消费者的税收水平也会进一步提高。

目前，当消费者或生产者购买相同的产品，如燃油或柴油，他们在瑞典支付完全不同的价格（正如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导致了大量消费者的税收流失。

环境税收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与环境相关的总的税收（根据我们上面对慷慨的定义，不包括增值税）略高于500亿瑞典克朗。在这一总数中，烟草占70亿瑞典克朗，其它绝大部分都是与能源使用有关的，包括运输工具，因为这主要排放到空气中。垃圾处理、水和污水等的费用是不包括在内，因为它们是由当地社区征收的，而且他们一般只是为了支付实际成本。（最近这已经开始改变，地方政府现在可以区分他们的费用以提供奖励，但目前我们发现，生产成本往往不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