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迟子建文学作品中的反异化主题开题报告

本课题研究的背景：

迟子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处女作《那丢失的……》于1985年问世，随后《沉睡的大固其固》、《北极村童话》等作品的出现引起了文学评论届的关注。本文根据时间线索分述20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对迟子建的文学批评、21世纪前10年对迟子建的文学批评、2010年至今对迟子建的文学批评三个阶段，通过分析总结前人对迟子建文学创作的看法，广泛吸取前人观点，开拓对迟子建文学作品的宏观及微观认识，加深对迟子建文学作品的理解，为撰写论文打下良好的文献基础。

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的文学批评

迟子建1983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1985年发表处女作《那丢失的……》渐渐走入文坛。《沉睡的大固其固》及《北极村童话》发表，早期对迟子建的文学评论大都围绕这两部作品展开。

1987年李树声发表的文学评论《清泪一掬见存心——迟子建作品漫评》可以算是最早的研究迟子建作品的文学评论。李树声从迟子建文学创作的宏观角度系统性地把握迟子建写作的审美意识等，作者在文章中由迟子建“去哭泣，不很顾忌那些创作上或政治上命定的东西”而引入“悲剧意识”。李树声指出在迟子建的文学作品中时空观念被稀释，有神秘意味与宗教崇拜的影子，并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最后，李树声还提出了迟子建在创作上的不足：语言上的功夫不够；有人为的痕迹；思维空间需要拓宽。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李树声这篇对迟子建的文学评价距今已有三十年左右的历史，但作为一篇较为客观的文学评论，对解读迟子建早期作品有着非同小可的历史地位。胡德培的《大胆地走着自己选择的艺术之路——迟子建创作论》同样从宏观角度，聚焦迟子建童年时代的见闻、现实环境的触发、艺术新路的探求三个方面，发现影响并塑造迟子建文学创造的因素。另外，还有诸多篇文章从宏观角度出发探讨迟子建的文学创作，例如1992年发表的许振强的《年青而练达的心灵——迟子建小说论》、1998年发表的焦会生的《迟子建中篇小说论》、1999年发表的张红萍的《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刘传霞的《迟子建小说创作论》、崔苇的《民间理想与温情营造——迟子建近作述评》等。

其中，费振钟、吴俊、谢有顺、张洪德等人从宏观角度不同的切入点研究迟子建的文学创作，费振钟从迟子建构建的童话王国出发，关注到迟子建创作中的童年视角的叙述方式，“她以儿童的感觉方式表现了人在历史和现实环境中的存在与死亡的理解”；吴俊的《追忆：月光下的灵魂漫游——关于迟子建小说的意蕴》中发现迟子建不断使用“追忆”的方式构建故事，“特别是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与其把追忆看作是作者试图接近和恢复已逝的过去的努力，不如把它视为一种激发想象的机制或契机”，作者论述迟子建通过追忆的方式释放一个想象的空间，既是对读者开放的思索想象的空间，又同时给予写作者自己一个通过想象满足自身遗憾的空间。另外，吴俊还着重分析了“月夜”与“房屋”的独特意蕴，揭露其象征与隐喻特征；谢有顺在《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我读迟子建的小说》中指出文学创作对于迟子建来说是对虚无现实的一种消解和代偿，在其小说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忆逝去的现实中建立理想、二是迟子建常常在平凡的生活中坚持高贵的人性立场，发现人性的光辉。通过阅读，在迟子建的创作的字里行间感受得到忧伤，却从不绝望；张洪德于1996年发表论文《迟子建小说创作的三元构架》中创造性地提出“生活故事”、“习俗风物”和“人物情感”是迟子建创作中的三元构架，正是这三元构架对迟子建的文学起到了重要意义与作用。

除去对迟子建文学创作的宏观评价，在文学批评的初期也不乏对迟子建某篇小说，或者迟子建某个作品集的微观批评。1988年王干发表的《等待唤醒：来自北国的悲哀——关于沉睡的大固其固及其它》主要针对《沉睡的大固其固》进行文学批评，揭示“传统的孕育于旧时代的文化作为一个巨大的隐形的母体并未完全消失，时时在困扰、制约我们的思维、语言、行动，我们随时有可能被其掩没、同化而不知不觉，因而‘等待唤醒’，不单是大固其固一个小镇的群体意识，也会成为人类文化进步中一个难以解脱的悲剧性过程。”在文章的最后，作者也提出迟子建在写作这一题材时的不足之处：迟子建试图用现代文明对古代文明的冲击来解构她的作品，强化社会内涵，但在实际的处理上却稍显幼稚，有待成长。到了1991年长篇小说《树下》发表，对迟子建小说的单篇微观解读也开始多了起来。1992年发表在文艺评论上的马风的《树下意味着什么？——迟子建审美“意识”描述》中马风指出迟子建有身为作家的自觉的审美意识，并从迟子建对偏狭功利的不注重、不热衷，对表层具象的不注重、不热衷和对既成规范的不注重、不热衷三个方面来反证出其审美自觉的存在。王干则别出心裁地聚焦于迟子建的散文集《伤怀之美》进行研究分析，发表论文《冰洁：透明的流动和凝化——评迟子建的散文集伤怀之美》，从苏东坡的《洞仙歌》中发现中国古代女性“冰肌玉骨”的审美，并认为迟子建的身上也有一种寒冷美学。迟子建的寒冷美学并不是建立在乌托邦的前提下，而是来源于来源于她自身的生存环境和现实空间，读者在散文集《伤怀之美》中可以感受到这种荒凉的美感。

迟子建“女性写作”的特征在这个初期阶段已经被提及，盛英《大陆新时期女作家的崛起和女性文学的发展》提到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女作家队伍构成时是这样描述迟子建的:“60年代才出生的新生代，如刘西鸿、迟子建、孙惠芬等。”在到了1997年，徐坤的《重重帘幕密遮灯———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写作》对迟子建进行了专门的介绍与论述，给予了迟子建在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写作潮流中应有的地位。而早在费振钟的《迟子建的童话——北国土地上自由的音符》中作者不由得从迟子建联想到萧红，讲述了迟子建与萧红的联系。在《等待唤醒》中作者王干也提及了黑龙江女作家萧红，而在那时，“迟子建还未能与萧红相提并论”。

迟子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出茅庐，文学批评数量并不多，批评视角也显得相对单一。通过整合分析，发现从宏观上把握迟子建的文学创作居多，对单篇文章的微观细致发掘还有待继续探索。但迟子建写作的发展空间巨大，故而文学批评也具有非常大的潜力，有这样一个扎实的文学根基为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厚的沃土。由此可见，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是新世纪文学批评的铺路石，为之后的文学批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之后的文学批评指引了方向。

二、21世纪前10年的文学批评

步入21世纪，迟子建的文学创作在继续勃发，而文学批评家们的迟子建的关注也与日俱增。相比20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21世纪前10年的文学批评文章数量远远超出上世纪很多，说明文学界更多的人注意到这位在东北沃土安静写作的作家。在此阶段，批评家们对于迟子建文学作品宏观上把握的角度更为多样，且与时代特征下的一些文学理论相结合，具有相当的时代性，对迟子建旧作新作的完整分析理解也更为透彻，分析角度更为细致，故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文学批评文章来。对单篇作品的微观分析上，例如《伪满洲国》、《逆行精灵》、《鸭如花》、《原始风景》等有更为深刻细致的分析。另外，比较分析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特别是涌现了近三十论述迟子建与萧红的比较研究文章，还有评论者注意到了迟子建与沈从文、林海音、方方等人的关系，比较分析的地位呈上升趋势。

首先，对迟子建文学作品研究的宏观角度更多多元，分析较早期更为全面和细致。施战军的文章对迟子建批评有重要意义，他从文学史的角度来探讨了迟子建小说的意义，提出其小说中有着对美和爱的追怀，这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流失的，但它却作为一种文学意绪含化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接着他又从《伪满洲国》谈起，联系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独特而宽厚的人文情怀得到延续和深化，迟子建也因此拥有了可以立足的文学世界。施战军的文章给予了迟子建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和评价，在当前文学史惯于以潮流定位作家作品的批评氛围中有着其独特的意义，对迟子建疏离于潮流之外的写作进行文学史意义上的充分挖掘。这篇文章跳出了旧有的批评藩篱，突破了学界不知不觉间形成的思维定式，也使研究局面的打开出现了新的可能性。

王芳、周婕的《迟子建小说的诗意美》认为迟子建“善于捕捉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和人性美作为选材的着眼点”、“善于挖掘易被人忽视的情感体验”、“善于营造具有浪漫仙气的通灵世界”，并通过这三方面来具体叙述为何迟子建小说具有诗意之美。由于在这时期，迟子建不仅写作乡土题材的小说，还将写作视野转向都市，2008年费虹的《构建充满温暖和爱意的精神家园——迟子建都市题材小说论》抓住迟子建的都市题材小说，分析小说中流露出来的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注、对现代都市人危机四伏的生存状态的审视以及倡导寻找和建构现代人的精神家园这一美好愿景。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学批评的时期，有许多以生态学角度切入来研究迟子建的文学创作，多探讨迟子建文学中的自然，例如刘传霞的《论作家迟子建的自然观》、梁爱民的《人与自然——迟子建小说的深层叙事结构分析》、张迎军的《迟子建小说叙事中的“自然”母题》、史元明的《生态信仰与社会批判——生态批评视野下的迟子建小说世界》、汪树东的《对大自然的诗意怀想——生态意识与迟子建小说》等。其中，汪树东认为迟子建所持的观点为生态自然观，在迟子建进行人物塑造时，作者特别提到迟子建塑造畸异人物时的精神特征就是对大自然的亲近，包括动物形象也体现出迟子建的生态的自然观念。汪树东认为，迟子建的生态意识让她不曾以乐观的态度看待现代文明，在迟子建的世界观中，一个被工业主义、消费主义笼罩起来的大城市实际上终会将人类推入一个绝境中去。

其次，关于迟子建的单篇微观研究的数量也日益增加，针对不同的文学作品，不同的评论家有着各种各样的见解与评价。翟苏民的《魅力来自小说意境的构置——读迟子建小说河柳图鸭如花》认为，意境之美是迟子建小说的最大美学特色，而具体论述《河柳图》与《鸭如花》中的意境设置，会发现意境使得小说有着一种朦胧宁静，蕴藉深邃，虚实相生的特点。刘传霞的《女性视域中的历史——评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则着重具体地分析迟子建眼中的伪满洲国时期，反驳有些论者认为的“《伪满洲国》这样一个宏大的题目，而所写的又均是民间小人物琐屑之事，这二者结合颇为滑稽”的论点，而认为迟子建以女性视域的角度看待伪满洲国这段历史，充满了民间意味，表达出了独特的民间体悟与经验，反而能给读者带来绵长持久的心灵悸动。

最后，在这一阶段，迟子建与其他作家的比较分析相较上一阶段已经取得了加大的进展与突破，特别是许多评论家注意到了迟子建与萧红的可比性。上文所提，在《等待唤醒》中作者王干也提及了黑龙江女作家萧红，而在那时，“迟子建还未能与萧红相提并论”。但随着时间的积淀，迟子建的文风也日渐成熟。迟子建与萧红的比较分析文章有近三十篇之多。例如，2001年李博微的文章《明丽的忧伤——浅谈萧红、迟子建小说的美学风格》从创作内容的沉郁悲壮与文体的清顺明朗两个方面对萧红与迟子建小说的美学风格做出分析比较、2004年李晓华的《乡土话语的女性言说——论萧红和迟子建的地缘小说》论述“萧红通过民族、性别话语建构了深刻而真实的乡土东北, 而迟子建借助童话与神话建构了想象中的北国温情乡村。”2008年房萍的《“悲情”与“温情”——萧红与迟子建小说创作比较》认为共同的对黑土地的挚爱与深情构成了迟子建与萧红作品浓郁的情感底色,，而不同的时代环境、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美学追求则形成了她们的悲情与温情的风格差异等等文学批评作品。

除去将迟子建与萧红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评论届还将其与沈从文、林海音、阿来等人进行比较。张敏的《“她”的自塑——论新时期以来王安忆、方方、迟子建笔下的乡村女性》论述三位女性笔下的女性形象，李枫的《眷恋与重构——迟子建乡土小说对沈从文文化立场的继承与发展》以及樊星与赵涵漠的《守候乡土的魂灵——论迟子建对沈从文散文化小说的继承及其流变》则将迟子建与沈从文联系在一起来评论比较。而何梦洁、杨晖的《生态批评视野下阿来与迟子建创作的相似性——从“山珍三部”与候鸟的勇敢谈起》以及黄轶的《生命神性的演绎——论新世纪迟子建、阿来乡土书写的异同》则集中研究阿来与迟子建文学创作的异同。

新世纪还出现了关于迟子建的两本专著，分别是方守金的《北方的精灵———迟子建论》和管怀国的《迟子建艺术世界中的关键词》，是两位学者对迟子建进行研究的归纳，对迟子建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结来看，这十年的文学批评在迟子建研究三十年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关键性意义。不仅在宏观上拓宽了研究的角度，微观上加强了对各类文本的细致研究，各位文学评论家的批评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热烈场面。尤其对于迟子建与其他作家的比较分析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对之后对于迟子建文学的文学批评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批评发展阶段，也为之后的文学批评提供了厚实的土壤，为批评家们提供了大展身手的空间。

三、2010年至今的文学批评

迟子建的文学创作受到了更多读者与文学评论者的关注，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她在文学上的成就获得了业界的认可。经历了二十年的写作的积累，在这一阶段，她的作品显示出格外闪耀的光辉。同时，对迟子建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研究僵化的瓶颈，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方面都有新的切入点，并且在比较分析研究上也较前十年有较大的突破。更令人欣喜的是，关于迟子建的硕博论文增多，研究人群有了一个新的补充，从单一的专业文学批评学者到多元的大众与专业相结合的情形，研究也有了相当大的突破。

首先，在宏观研究方面，有许多特别的切入点。例如，潘向黎的《常态和非常态的游记——以迟子建为例》一文中，将迟子建的“游记”相关的作品分类为“常态”与“非常态”还有“常态其表、非常态其里”，分别举出具体的篇章来诠释此类游记，并在文章的最后表明，迟子建的游记作品具有“六经注我”的精神内核。颜小芳和任东华的《论迟子建文学叙事的民族性》则关注到迟子建文学作品中具有鲜明民族性特征的地方知识、中国现实与形象诗学、传统的复活及现代化、修辞论美学等等。程大立的《营造温情，遮蔽隔膜——论迟子建短篇小说中父子（女）关系》中总结出四种父子（女）关系：自主自为，任其发展——“民主型”父子（女）关系、自矜自豪，痛失爱子——“亲密型”父子（女）关系、欲爱难成，心怀忧伤——“疏离型”父子（女）关系、思想相左，情有隙怨，并且分析总结迟子建短篇小说中的这些父子（女）关系有两种理想追求和情感视野，一种是营造和美，构建温馨；另一种是掩盖隔膜，渗透伤怀。最后，还指出了迟子建在表现上有一定局限，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未能完全正确认识父子（女）关系，其指出，迟子建虚化了父对子（女）的成才教育和精神抚慰的义务和责任；迟子建从政治道德层面去审视父子（女）关系，而忽视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认识的进化。

在生态自然方面，本阶段又对上一个十年的生态叙事研究有了新的补充。李会君的《从浪漫抒情到生态叙事：迟子建对鲁迅乡土小说的继承和开掘》中提出迟子建自觉继承了鲁迅将乡土叙事宗旨从“为人生”即人与社会相和谐的主题拓展到“为人类”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借鉴并拓宽了鲁迅乡土小说的叙事艺术策略，彰显出乡土小说的生态叙事精神。文红霞的《迟子建小说的生态忧思与心灵救赎》则从“自然与生态忧思”深入到“人性与心灵救赎”。张东丽的《现代性视域中迟子建小说的生态关怀》认为迟子建最早以审美方式敲响了生态警钟，迟子建作为关注生态问题的先行者，其创作不仅有社会意义，还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

其次，对于迟子建的文学比较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与突破。万孝献的《神性天空下不同的远方——海子、迟子建文学比较论》以神性为考察的基点，将迟子建与海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万孝献认为海子诗歌有着神性之光，但在不同的阶段神性之光的色彩是不相同的。前期的麦地诗歌匍匐在神的脚下，关注在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祖祖辈辈人民的生活苦难。后期的太阳史诗里海子自命为王，想要与神并肩而战。迟子建的神性家园不同于海子的虚幻缥缈，它是实实在在的，扎根于故乡的青山绿水。陈清、陈丽萍的《精神家园的风景——轮曹文轩和迟子建作品的异同》则将迟子建作品与曹文轩作品进行比较，他们的笔调皆为朴素纯净的，但在故乡情怀上、儿童视角的选择上、对苦难的续写上两人则有不同之处。林超然则从地域出发，他的《寒地黑土文学叙事的双子星座———迟子建与阿成小说对读》一文比较了同在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迟子建与阿成的文学创作，从道德指向、寒地精神和文学别处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迟子建只能算是位初出茅庐的文坛新秀，力作不多，评论界对她的研究虽有宏观微观之分，但还没有就其作品的某一点作整体观照的意识，大都是文本上的细读。但是新世纪特别是2010年之后，随着作家创作的不断成熟，学界也在不断丰富批评的立意和方法，努力打破八九十年代无意识中形成的批评定式。关于迟子建的博硕士论文增多，并且呈现出更加全面系统的趋势。2011年王亚昕和郭宝亮的一篇文章《从西方绘画艺术中汲取创作灵感———浅谈米勒、梵高、高更对迟子建小说的影响》从文学与绘画的角度立意，以一种全新的批评角度介入，对学界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而后2014年湖南师范大学金磊的硕士毕业论文《迟子建文学创作与绘画》正是以此为切入点，更加深入地分析了迟子建文学创作与绘画之间的关系。相比于王亚昕和郭宝亮的文章，金磊不仅探讨了迟子建的作品与西方绘画之间的契合点，还追本溯源，分析了迟子建的文学创作是如何与绘画联姻的，又进一步阐述了迟子建文学创作中的绘画元素，如色彩、光线、阴影。

由此可以发现，第三阶段对于迟子建文学创作的批评突破研究的瓶颈，进入一个更为开放、更为多元的状态，使得整个批评圈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态势。相信在之后的文学批评中，会出现更多更精彩的评论文章，可以突破旧思想的藩篱，开拓更广阔的土壤。另外，由于本科生、硕博论文的加入，使得对迟子建的文学批评队伍出现了精英化与大众化并存、专业化与职业化并存的局面，丰富了批评视野。但对于一位作家的文学评论总有不足之处，例如对迟子建文学创作的批评可以采用学科交叉方法，使用心理学、文艺美学等等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另外，还可以结合更多的现实情况，使得对迟子建的文学批评在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的基础上，还可以有明确的现实意义。相信对迟子建的文学批评会在不久的将来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通过总结，在关于迟子建的研究论文中，主题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对故乡自然的书写、对死亡与生命的叙述、对人性的窥探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则让更多的主题研究者关注起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类”这个群体与“自然”整个生态系统并行思考，使得对自然的单一研究变成了更全面的多元研究，拓宽了研究范围，迸发出了新的思想火花。

本论文则想由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通过探讨现代背景下“异化”的发生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失衡，引入本质中人与自我的异化，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异化，找到作品中异化的实例，发现迟子建“反异化”的坚决态度，而秉持“真、善、美”的淳朴价值观，恰恰是现代社会难能可贵的品质。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本课题欲探讨迟子建文学作品中的“反异化”主题，从迟子建构建的文学世界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角度，探寻迟子建的反异化态度，总结在迟子建“真、善、美”的价值观下倡导的和谐社会。

在以往的迟子建文学作品的主题研究中，大多集中于乡土生活，自然风光，死亡与生命，宗教主题等。本课题探讨研究的“反异化”主题未曾有研究成果，希望可以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挖掘”，发现在现代背景下的新型关系，并且让研究不仅聚焦于人类与自然的联系，更深程度地剖析迟子建文学作品中人与自我、他人、社会的联结与交互，补充对迟子建文学作品的主题研究，拓宽对迟子建作品主题研究的疆域。

另一方面，本课题研究具有现代意义，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不仅对于个人的心理身体健康有所影响，还涉及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自然生态、社会风气等等都有着不可断裂的紧密联系，通过研究迟子建文学作品中的“反异化”主题，可以让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窥探到“异化”的表现，思考应当如何对待“异化”，如何做到“反异化”。从迟子建的笔下流淌出的文字长河里，在她编写的和谐歌曲的不和谐音符里，我们可以看到“异化”的踪迹，而追求和谐纯美的人生之歌，则必须有坚持真我，回归自然的勇气与坚定。这对现代社会来说，对现代人来说，起到了警醒、唤真的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