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劳动力资源差异对种植决策的影响——以江苏省盐城市为例开题报告

本课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应用前景等（列出主要参考文献）

一、本课题的意义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要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策略，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保障粮食安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农业方面的总结也凸显了我国当前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地区间不平衡，结构不平衡，总量不平衡，产销不平衡和进出口不平衡，其中粮食的地区间不平衡是产生粮食问题的根源。虽然国家对此作出了宏观调控，给粮食生产大省一定的补贴以保证粮食仓储稳定，但是总体上仍然存在着粮食生产北多南少的现象。

造成我国粮食生产地区间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有自然条件的差异、科技发展水平差异、农村的人口现状等（聂雷、郭忠兴等，2015）。自然条件的差异表现为不同地区的水土、气候条件不同，形成了先天的优劣势之分；科技发展水平差异与经济发达程度和政策扶持息息相关；而造成农村当前的人口现状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则最为复杂，也是本文想要探究的对象。

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牛丽涛, 2016），其核心问题就是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的劳动力质量下降。而在农业部门，这一现状就更为显著，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老龄人口的比例差距。农户作为整个农业部门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生产种植决策直接决定了我国农业中各种作物的产量与质量的水平，对国家整体的农业状态影响深远。因此，本文旨在正确的分析微观经济中农户的决策行为，探讨农户家庭的人口结构差异是否会影响到种植决策，以帮助把握今后农业的整体发展方向，也为将来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农业部门劳动力资源变化的现状研究

关于农业部门劳动力资源的变化，已经有许多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角度研究的文献可以参考。社会学文献主要从农村地区人口空心化的角度，分析促使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原因和解决措施；而经济学主要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给两部门带来的经济影响为研究对象。以上两种研究都给农村劳动力变化的原因及影响作了较详细的分析。

刘华军、刘传明（2016）利用我国30个省份13年间的面板数据对城镇化与老龄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进程显著地推动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Yuanzi Cheng（2016）研究了影响我国部分省份油菜籽种植决策的因素时发现，机会成本的大小是影响油菜籽种植决策的首要因素，其次，当地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也会影响这一地区的总体产量。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化促进了许多非农产业的发展，这导致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上升（周曙东，2015），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的步伐，而大多数非农产业带走的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因此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进程大大加快。同时，王国刚、刘彦随等人（2015）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演化进程为着眼点，着重指出了农村常住人口和农业户籍人口双减少的现状而且减少的农村人口主要是年轻劳动力的这一现状；何朝银（2005）从农村人口流动与社会分化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他认为城镇化所需的劳动力始终是以青壮年为主的前提下，通往城镇的农村人口将不停更新换代，而很难实现垂直流动，综合以上两方面的观点，可以看出在未来，农业部门的人口结构将长久地呈现为以老年和妇女劳动力为主的现象。

（二）我国农村老龄人口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

林宝（2015）在研究中国农村老龄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时，认为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极意义多于积极意义。其消极意义主要体现在：老龄化加重了农村的养老负担，

同时由于老龄人口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差，因而减缓了我国农业新政策、新技术的推行进程。而老龄化带来的积极意义在于老龄人口促进了我国农业的技术革新，使我国加快了能更多地减轻人力资源负担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开发进程。

然而，上述的研究始终是把农村老龄人口当做需要被赡养的、不能对农业生产带来太多帮助的地位来研究老龄化对我国农业经济环境的影响。然而，更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老龄人口不仅不会拖累农村发展进程，甚至会与年轻人口表现出差不多的种植决策，为农业发展做出着重要贡献。

胡雪枝（2012）研究了农村老龄劳动力是否会与其他农户表现出不同的种植决策，研究表明在现在的小规模种植条件下，为了节约生产技术的使用成本，和出于模仿心理，农户会选择集体决策，即与周围农户的种植结构基本一致。因此，即使老龄劳动力的体力不如年轻劳动力，但是出于集体决策行为，老年劳动力会跟随周边的农户去接受新的种植技术或设备，并不会妨碍农业政策的推行过程。然而，这一研究点设立在机械现代化的试验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较高，对农户的体力和自身的种植决策的要求较低，因而大部分农户都选择了统一决策。但是在我国其他大多数地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程度较低，农业种植对农户的体力要求依然较大，因此老龄农户对农业种植究竟是会带来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以及老龄农户、中年农户、年轻农户这三类年龄段的农户之间的种植决策究竟是否会存在差异，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重点。

（三）种植决策改变的具体形式

农户改变种植决策主要体现在数量规模和种植行为的变化上，数量规模即改变种植的规模，种植行为的改变包括种植作物的种类、使用的生产要素的结构等。

1.种植规模变化

种植规模变化是农户更进一步增加农业生产还是减少农业生产比例的重要体现。胡豹（2004）认为，当农户是理性经济人时，他最理想的种植亩数是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量，但是由于我国的地少人多的国情，农户即使想追求收益最大化，也可能会受耕地规模所限制。宋辉、钟涨宝（2013）针对这一现象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当农户的种植面积过小时，还会降低农户的种植效率，在固定的资产投入下增加了平均每亩的种植成本。因此，当农户实际拥有的土地种植面积远远低于农户最理想的经营面积时，面对这种问题可能会采取两种措施：一是该农户家庭扩大种植面积，二是在农业劳动之外获得更多收入。农户扩大种植面积的主要方法是租赁、购买、被亲戚朋友无偿赠与，这三种方式下农户扩大种植规模的意愿依次递增。

但是正如上述第二种措施所描述的，农户并非单纯只以农业为唯一收入来源，当农业种植的机会成本远远高于种植所得时，例如务工收入高于种植收入时，农户便会减小种植规模，由此产生了一部分农户减少种植规模、一部分农户增加规模的现象（宋辉、钟涨宝，2013）。

2.种植结构变化

种植结构主要是以某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比例来衡量的。种植结构的变化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关系到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首先，一旦农户种植结构等决策改变，那么尤其是粮食作物的产量将会受到影响，不论粮食产量是变高还是变低，都会造成农产品市场的供需不平衡，危及粮食安全；其次，种植结构的变化是人们研究全球农业生态系统变化的重要依据，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对生

态安全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刘珍环（2016）等人研究了我国1980年以来的种植结构与种植比例的演变情况，结果表明30多年以来，我国的农作物种植结构明显有向多元化演变的趋势，并且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单一种植类型显著减少，替代的是多种作物组合的种植方式。

有许多因素能造成种植结构的调整，传统的理论研究认为，城市化是决定种植结构的主要因素：主要体现在种植作物的种类会以距离城市的远近为主要依据而改变（参考屠能圈，即从距离城市中心的远近，农业将依次形成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栽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的演变模式）。此外，高珊（2014）等人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上海、江苏和安徽的农户进行抽样调查，结果上表明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也对种植结构调整有显著正向的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的演变，出现了新的会影响种植结构的因素。当前农户能够接触到的行业、领域越来越多，不断有年轻农户为了获得更高收入而从农业部门转向其他产业部门，导致农村的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不断降低。钟甫宁、陆五一等（2016）认为，外出务工会促进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改为种植大部分环节都可以用机械来完成的作物，而粮食作物的大多数环节均已实现机械化，因此外出务工促进提高了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

此外，细碎化种植也会影响农户的种植结构（谭朝阳、李容，2017），当前我国南方地区的农村普遍是细碎化耕作，当农户种植的土地不是连成一片的而是分散开来的少量的土地时，由于使用机械时无法成片耕作，造成了效率浪费，也增加了租用机械的成本，因此，细碎化种植的农户会选择种植需要机械操作环节很少的作物，减小粮食作物的种植。

（四）对农户行为理论的研究

由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可知，农户由于内部、外部的诸多因素会改变种植决策，通过租赁、转包、买卖等方式扩大或减小种植规模；通过增加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以增加机械投入、减少人工劳动等等。造成以上种植决策改变的因素多种多样，本文旨在研究造成种植决策改变的诸多因素中，农户自身哪些特征会影响农户的行为、进而影响农户的种植决策。

农户行为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研究。关于利润最大化是不是农户追求的主要目标，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争论：19世纪新古典流派的农业经济学家认为可以将农户家庭视为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应当是完全理性的，总是在追求经济效益最高时的最佳决策，农户之间也会存在优胜劣汰，即不经济的农户耕作的土地会被经济的农户合并。

然而20世纪初，以A切林采夫等人为代表的俄罗斯农业学家对上述观点持以批判态度，他们认为，首先农户并不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经营土地，农户会规避风险并且并非将农作物全部流入市场，而是先生产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的作物；其次，农户不同于企业的一点在于，农户的种植条件受到许多现实因素的限制，例如理性行为流派认为传统种植模式下农户能获得的边际收益在减小，因而农户应当采取更加现代化的技术，但是实际情形中，由于信息不通畅、地区的经济落后，农户并不能获得先进的技术条件，农户只能在诸多现实因素的限制下选择最佳的种植决策。

上述两个流派的争议主要来源于理性经济流派将农户限制在了完全理性的框架里，然而批判方将农户的理性设定在了许多符合农业实际条件之下，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户现在的实际情况又有所改变，符合上述两种观点的农户都现实存在着，综合上述两个流派对农户的分析，农户的行为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经济理性受体力衰退所制约

当农户有能力去改变种植规模时，假设农户是理性经济人，则会选择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利润达到最大时的种植量。边际收益等于多种一亩某种作物时能获得的收

入，边际成本为多种该亩地时要多付出的人力、物力成本，物力成本即种子、肥料、机械等费用，该项在同一个地区里大体一致，而人力成本则各不相同，既取决于农户实际能付出的体力量，也取决于农户对多付出这么多劳动的意愿。在以上假设中，如果满足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那么农户就会选择扩大种植规模。然而种植规模的改变往往是中长期的，农户租赁或购买土地往往需要对未来几年的种植规模有心理预期，需要考虑自己未来几年体力下降的情况谨慎考虑是否扩大种植规模。因此，本文认为当家庭中农户的年龄都偏大时，一般会安于现状，不会考虑扩大太多规模的农地；而当家庭中有青壮年劳动力时就会更有能力扩大种植规模、追求利润最大化并将此付诸于行动。

2.风险规避行为

尽管农业科技不断进步，但是当农户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种植收入时，他们对农业种植的风险承受能力就会较低（王力、王洁菲，2013），于是会设法降低自己的风险，宁愿维持往年的种植收入水平也不愿意改变种植方式和种植规模，或者追随群体决策，效仿周边农户的种植行为。另外，风险规避还与家庭结构中的晚辈和需要赡养的老人的数量有关，因为农户背负着赡养上、下两代人或其中一代人的压力时，轻易不愿意去冒风险尝试不能确定的事情。综合来讲，当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收入、或者家庭负担较大时，农户会希望得到稳定的、低风险的收入来源，因此会选择规避风险，减少高风险的种植决策。

然而农户规避风险的意愿程度在不同家庭中也有较大差异。拥有非务农收入较高的农户有更大的意愿改变种植决策（胡豹，2004），因为较大比例的非务农收入能够保障农户即使在农业上遇到损失也不至于损失太大，因此更有意愿去尝试改变种植决策；此外，越年纪轻的农户家庭越有意愿去调整种植行为，而年纪大的农户则更偏向于保守的种植以规避风险，而且这些差异中可以找到关键的年龄节点，过了这个年龄节点，农户的意愿会发生变化。

由以上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农户家庭中含有的劳动力越年轻，可能这一家庭会越偏向于增加种植规模，不只是出于体力原因，也有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更强的体现。此外，家庭劳动力中最高的受教育程度可能也会影响农户选择保守的种植决策还是略有风险的种植决策。

3.习惯观念对种植决策影响深远

项朝阳、孙慧（2014）认为，某一地区的农户会形成长久以来一直维持下去的种植习惯，包括农作物的品种、种植模式和种植技术。习惯观念对农业影响深远，当新的种植品种或技术出现时，农户会主观判断自己原来的种植习惯和新技术的难易程度，并且很难主动去调整种植决策，因此，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需要政府的大力宣传与政策鼓励，才能引导农户改变固有的观念，推动农户改善种植决策。

此外，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一个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同时也会影响农户的务农行为（姚瑞卿、姜太碧,2015）：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相较于其他农户会更重视种植决策种植行为以获得预期收益。因此农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越容易接受新事物、调整种植习惯。因此本文接下来也试图探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的种植习惯是否与其他家庭不同。

三、应用前景

当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这一农村实情与我国主要作物的供给息息相关，在粮食供给方面，已经出现了种植核心地区逐年向北偏移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南方地区种植粮食的比例逐渐减少，这也与南方种植

户减少、且老龄化、土地的细碎化种植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试图以江苏盐城的种植户为研究对象，探究在这一地区，不同特征的家庭之间的种植决策是否会有不同，哪些因素会导致农户改变种植面积与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是否会对农户的种植决策产生影响。

农户作为整个农业部门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生产种植决策直接决定了我国农业中各种作物的产量与质量的水平，对国家整体的农业状态影响深远。因此，本文旨在正确的分析微观经济中农户的决策行为，探讨农户家庭的人口结构差异是否会影响到种植决策，以帮助把握今后农业的整体发展方向，也为将来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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