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与我国碳排放关系研究开题报告

全文总字数：3844字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作为主要的温室气体来源，二氧化碳的排放深受人们关注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上升了30%，从280ppmv提高到368ppmv，达到42万年中的最高值。目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仍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每年大约有230亿吨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中，相当于每秒都释放700多吨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浓度增加致使全球气候变暖，直接影响水循环系统，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极端天气，导致某些地方的干旱和洪涝灾害，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节能减排成为世界各国刻不容缓的责任与义务。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尖锐。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统计，我国2010年能耗占世界总能耗的20%，碳排放量达68亿多吨，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总书记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提出五位一体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昭示了我党对于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构建循环经济、发展低碳经济以及推动技术创新和新能源的发展成为我国的重点，寻求经济、资源、环境平衡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关于国际贸易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的研究，最早来源于国际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研究。ManfredLenzen（2002）分析了澳大利亚最终消费中一次能源和温室气体含量，贸易中隐含的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揭示了商品生产过程中的间接能源消耗；Machado，G.，Schaeffer，R.，Worrell，E.（2001）研究了巴西的国际贸易对其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995年巴西出口的非能源产品中的能源和碳含量要明显大于进口中的含量，巴西每单位产值出口商品平均要比进口商品多消耗40%的能源和56%的碳。MongelliI（2006）通过分析印度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商品贸易结构，计算进出口商品中的能源和碳含量，构建贸易污染指数，结果表明，在1993年至1994年间，印度出口的所有商品中的能源和碳含量小于相应的进口商品，是一个能源和碳的净进口国。MukhopadhyayandChakraborty（2005）实证分析了国际贸易对20世纪90年代印度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氧化氮气体排放产生的影响，并由此来讨论环境贸易问题。在直接研究国际贸易和二氧化碳的关系上，Wyckoff和Roop（1994）对OECD国家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制成品中隐含碳占到其排放量的13%左右。Machadoeta.l（2001）分析了巴西在1970-1992年的对外贸易中的碳含量，结果表明发达国家把碳含量非常高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对碳含量产业进行了外包；Ahmed和Wyckoff（2003）也证实了这个观点，这和污染产业的转移是一致的。

对于我国对外贸易碳含量的研究也与上述研究相类似。Peters等（2007）运用结构分析法研究了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并特别研究了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结果发现总量呈迅速上升趋势。刘强等（2008）利用全生命周期评价的方法，对我国出口贸易中46种重点产品的碳排放量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这些产品的碳排放量约占全国碳排放量的比例非常高，碳排放主要集中于部分产品上。齐晔等（2008）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1997-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结果发现1997-2002年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2%-14%，2002年之后迅速增加，到2006年已达29.28%。部分研究者对我国贸易对象出口的碳含量进行了分析，Shui和Harriss（2006）计算得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的7%-14%是由我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造成的。闫云凤和杨来科等（2009）以投入产出法为基础建立经济模型，计算了1997-2007年中美贸易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中美贸易使得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2%-4%，我国增加了14%-20%，全球增加了2%-4%。出口转移了国外的碳含量，使得本国的碳排放增加。胡涛、吴玉萍和沈晓悦（2007）认为，虽然我国对外贸易价值量顺差，但资源环境却在产生逆差。其原因为我国出口产品（包括货物与服务产品）的平均资源消耗污染强度大，而我国进口产品的平均资源消耗污染强度小，目前我国贸易的绝大多数产品的单位出口产品污染强度均比发达国家高。

3.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计划

大量证据表明，以二氧化碳（co2）为主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ipcc(2007)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可逆转的影响，如果全球平均温度增幅超过工业革命前1.5-2.5c，那么20%-30%的物种可能灭绝，超过3.5c则可能导致40%-70%的物种灭绝。全球气候变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能源消费快速增长，co2排放量也随之急剧增加，使得我国政府面临的国际co2减排压力也越来越大。为此，我国政府正式宣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将之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从目前来看，中国担当世界加工厂的特征比较明显，出口贸易结构总体上看还比较粗放、可持续性不强。比较而言，中国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结构差异巨大，进口产品以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低能源密度的产品为主，而出口产品则正好相反，以高资源和能源投入、低产品附加值的商品居多，因此，中国是以自我的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排放为代价来维系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而且，过去的经验表明，中国国内很多高耗能产业中出现的投资增长过快、产能盲目扩张等现象，也都与出口贸易的驱动有很大关系，而国外发达国家为了减少本国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排放，也乐于将这些高能耗生产过程转嫁到中国。这样做的后果是，对外贸易一方面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中国的能源供应紧张局面和环境生态保护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持续增长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和压力。

而从对外贸易过程中关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来说，除合资企业对环境管制标准的偏好难以确定外，合作企业偏好环境管制标准较高的省份，而独资企业则有将中国作为污染避难所的倾向。研究结果表明，fdi在东部偏好环境管制标准较高地区，独资企业在中西部偏好环境管制标准较低的地区。而在引进fdi的同时，地方分权给予地方官员通过快速发展本地经济而让自身在地区间政治与财政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极大激励；环境政策作为博弈工具在地方招商引资中的作用被不断放大；由此引发的盲目攀比和恶性竞争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与不合理配置。更为严重的是，这将使得国内部分地区本来就很不协调的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雪上加霜。

4. 研究创新点

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需求刚性说明，强制性二氧化碳减排必将以牺牲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为代价，但减慢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却是可能的。目前在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要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可以通过降低能源强度，降低工业比例和煤炭消费比例实现。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以及煤炭的资源和价格优势，决定了重工化的产业结构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因此中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关键是能源强度，特别是工业能源强度，这就需要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来降低能源强度。价格是提高效率最有效的方法，所以，能源改革的核心应当是改革能源价格，将环境成本和资源稀缺成本内部化。通过建立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引导能源的合理消费和提高效率。长期而言，中国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发展目标还不足以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政府需要增加投入，加强新能源产业技术的研发，解决可再生能源电价问题，通过市场激励机制鼓励和扶持新能源，尽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

从国际社会角度看，在发达国家纷纷减排二氧化碳的同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增长将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部分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作为二氧化碳的第一排放国，应当承担减排义务。但是，中国在承诺二氧化碳减排时必须谨慎，因为，现阶段强制性减排必须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在考虑排放总量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如何从公平的角度定义排放。中国正处于经济持续高增长、城市化加快、工业重化凸显的发展阶段，而发达国家早已走过了这个阶段，同时中国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中有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因此两者在同一时间段的排放不具有可比性。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二氧化碳的减排。因此，仅从排放总量评价中国排放是不合理的，但中国也需要正确面对碳排放问题，尽量控制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