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方面的集中体现[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多数农村的集体经济趋于瓦解。农村公共服务弱化，基层财政短缺，难以对农村环境实施大面积集中整治。农村环境污染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也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拉大了城乡发展差距，阻碍了城乡统筹规划与发展。 2.农村环境污染危害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 孙永祥（2013）在《农村环境污染的法律规制分析》中指出农村环境污染给农村居民带来的严重的饮水危机和空气质量危机，导致农村多种疾病发生，危害了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1]。 由于农村生活垃圾的随意倾倒，相关技术处理设施落后，不仅侵占了有限的土地资源，而且影响到农村的人居环境。同时，大量固体废弃物，如稻秆等的焚烧，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不仅污染了空气，影响了空气质量，也对人、畜的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由于农村化肥、农药等的不科学施用，农村水产养殖所带来的动物粪便、剩余诱饵等的任意排放，以及乡镇企业废水和城镇污水的大量排放，对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资源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同时一些农村地区的饮水质量得不到保障，由此引发一些地区的传染病和地方病现象严重。比如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已出现过癌症、结石、斑牙、皮肤病等。 3.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 由于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城镇化建设速度加快，农业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大量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不仅导致了农田土壤的污染，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危害农产品质量，还通过农田径流的方式对地下水源造成污染。同时，由于大棚农业的大力普及，地膜的使用量急剧上升，导致了对农田的污染，大多数地膜短时间内难以降解，不仅导致土壤肥效的严重下降，还破坏了土壤结构。然而农民为了增加产量，不得不施用大量的化学肥料，不仅危害到农产品的质量，也造成耕地污染的恶性循环，也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四、农村环境污染的原因分析 1.政府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肖萍（2011）在《论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及立法完善》一文中提到，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农村与城市被放在同一框架体系下进行立法设计。然而，国家在环境污染治理的现实制度选择中受城乡二元化制度的影响，优先将立法资源、资金投入和机构设置等向城市倾斜，即在制度设计上把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排在了国家整体环境序列的末端，导致相关环境立法对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的规定不够细致、全面；环保机构向农村延伸不足；国家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资金投入不足[12]。 2.农民环保意识不强 农民的环境污染危害意识十分淡薄，存在着许多落后的生产习惯和不良生活陋习，富裕的农民不愿意将更多资金投入农村的环境保护事业;城镇居民对保护农村环境的意识不强，到农村旅游、度假或走亲访友时，随意丢弃垃圾、折断果枝、践踏幼苗、猎杀益禽等。此外，企业是追求利润的主体，一些地方企业，特别是一些乡镇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忽视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马静，董晓方（2012）在《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及治理对策》中写道，多年来，我国一直注重城市环保宣传工作，而农村的环保宣传教育显得相对薄弱。再加上农民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环境保护的意识淡薄，常将废弃物随处丢弃，其长期传统的生活习惯短期内难以改变。多数农民认识不到环境污染给生活带来的危害，更较难意识到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深层次危害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13]。 3.资金不足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城市环保投入较为重视，但对农村的环保投入则严重不足。除各种示范点有少量投入外，绝大多数市(县)农村环保投入均为空白。 陈向群，田娟等（2013）《农村环境管理与监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讲到，随着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的实施，农村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有较大增加，农村环境保护基础建设资金较以往也有所增加，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农村环境保护资金没有形成如工业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那样的长期投入机制.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以及农业集约化、工业化和农村集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环境保护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目前农村环境保护资金的缺口依旧较大[14]。 不少地方基层干部一味的追求经济发展，没有正确的处理好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农村环保工作没有被提上重要日程。在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环保规划不够重视，环境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比如一些乡镇干部的环保意识比较差，法律观念淡薄，只重视招商引资，却忽视给环境污染带来的负面效应，盲目的引进许多污染型企业，给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4.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分割，使我国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使农村社会相对封闭，大量的农村人口滞留在农村，不能自由迁移，使得农村人均资源紧张。随着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农村的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很多农民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与改善生活的动力，从而无暇顾及农村环境的污染问题。同时，在缺少相关部门科学指导的情况下，很多农民走资源消耗型的致富道路，以非持续性的方式掠夺有限的自然资源，从而直接造成农村土地退化、森林遭破坏、缺水等一系列农村环境方面的问题。 五、国外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问题。一个是以庇古、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角度，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由于外部性现象的存在，导致农村环境污染的问题容易出现，而从经济学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调整，可以使农村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治理，提出了防范农村环境污染的税收措施即庇古税[15]。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环境污染是一种外部不经济，是导致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还会使整个社会福利损失，通过政府征税等经济手段能降低外部不经济的影响[16]。Anderson研究发现如果运用征税等经济手段来降低农村环境污染程度，可使污染环境合理、合法化，富人只需花费一定数量的资金就获得污染环境的权利。Dubgaard认为如果根据价格来计税，则对环境污染越大的农药价格反而更低，因此其用量会增加，提出了根据农药的环境污染权重来决定农药的税赋[17]。Junjie Wu的研究发现，在空间异质性的条件下，边际污染造成的成本和使用化学药品的边际收益之间的相对斜率的变动会改变相对应的政策措施的效率[18]。另一个是从物质平衡角度来研究，20世纪6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的加快，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学家一外部性的研究为基础，运用物质平衡原则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科斯提出对非市场关系的庇古税的质疑，同时提出运用产权界定和市场交易的方法来纠正环境资源市场价格和相对价格的偏差。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在水污染的控制研究中，采用了科斯定理，明确提出排污权交易这一观点，许多经济学家都在这一领域获得显著的成效。Batie and Sappington;Baldock and Mitchell认为交叉达标计划可以消除农业政策和农业环境政策及其他农村政策间的不一致性，促进各政策间的协调性[19]。 六、评价与总结 国内外对农村环境及污染的研究已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农村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危害、对策等方面已经做了详细的研究，但是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1.研究的理论体系不完善。虽然目前国内学者在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基础理论方面进行许多必要的探讨，但迄今为止，国内学者还没有发表过对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理论框架体系方面的专著;同时，学者们对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原理、方法论方面的阐述通常侧重某个领域，缺乏统一的标准 2.研究中视角过于宏观，虽然提出解决农村污染的各种理论体系，但是没有详细研究某一个地方，没有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来考察在污染治理过程中，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并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3.农村环境质量状况定量研究的参照标准缺乏统一性。目前的研究通常只依据某一区域农村的实际特点以及相应的数据获取情况来选取对应的指标，同时，利用指标数据进行定量描述时往往缺乏各类污染程度判断的参照系统和相应的评判标准，从而导致农村环境质量状况分析结果缺乏指导性。 4.研究的空间尺度选择不一，导致结论差别较大。目前，学者们的研究多侧重于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尺度农村地区，而专门针对特定中小尺度区域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系统研究明显不足。通过研究不难发现，研究空间尺度差异会直接导致所选择的农村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影响方式和影响强度均有所不同。 （三）应用前景 本次研究以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昆山为研究对象，下有十个镇，曾经获得过联合国宜居奖，研究这里的环境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本地处理垃圾的方式，帮助当地政府能够更好的制定政策，同时昆山在治理垃圾过程中宝贵经验可以给其他地区在环境保护治理垃圾的过程中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苏杨, 魏际刚. 新农村建设中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对策[J]. 经济研究参考, 2007(4):43-48. [2]马云. 农村养殖业污染的危害及其防治对策[J]. 环境与发展, 2014, 26(3):107-108. [3]张利平, 夏军, 胡志芳. 中国水资源状况与水资源安全问题分析[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9, 18(2):116-120. [4]赵前程, 秦晓辉. 农田地膜污染现状分析及防治对策[J]. 新疆农业科技, 2011(4):15. [5]陈德敏, 薛婧媛. 中国土壤污染现状与法律责任解读[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4(1):93-97. [6]马静, 董晓方. 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及治理对策[J]. 农业灾害研究, 2012, 02(3):86-88. [7]黄志超. 农村公共生活垃圾处理问题研究[J]. 商, 2016(12):74. [8]肖萍, 史铁尔, 罗祖红. 社会工作介入拆迁服务[J]. 中国社会工作, 2013(1):10. [9] 官军勇, 李咏梅. 农村生态环境现状与保护对策探讨[J]. 才智, 2013(31):335. [10]蒋知栋, 位蓓蕾, 李耀.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及成因分析[J].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3(1):4-7. [11]孙永祥（2013）在《农村环境污染的法律规制分析》[J].西部广播电视,2014,21:57-59. [12]肖萍. 论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及立法完善[J]. 江西社会科学, 2011, 31(6):214-219. [13]马静, 董晓方. 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及治理对策[J]. 农业灾害研究, 2012, 02(3):86-88. [14]陈向群, 田娟, 彭晓云,等. 农村环境管理与监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农业科学研究, 2013, 34(3):93-96. [15]亚瑟庇古著，金摘译.福利经济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89-202. [16]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56-60 [17] Dubgaard. A. The Danish pesticide program: success or failure depending on indicator price. Paper to World Congress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sts, Venice, 1999, 25(7): 123一125. [18] Junjie W. Bruce A Babcock.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the Choice of Instruments to Control Nonpoint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1991, 74(3):1063一73. [19] Batie S.and SappingtomA. Cross一compliance as a soil conservation strategy:a cas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6, 68(4): 880一88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