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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与意义（文献综述）
| 1.1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至今在多个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在交通运输领域也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创造了许多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和“中国模式”。在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作为我国交通运输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我国航空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规模、质量和效益方面上升了一个新台阶，航空业也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航空运输的快速省时、灵活机动、公众安全期望高、运营风险程度高以及系统性强等特点，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满足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需求的同时，另一方面行业自身的特点也导致诸多的航空不安全事件的发生，对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据2018年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09年-2017年不安全事件上报数量持续显著增加，其中2018年收到上报不安全事件11506起。图1显示了 2009 年以来，我国民航各类不安全事件的上报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到，2018年是2009年同期上报数量的4.1倍，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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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9-2018年不安全事件上报情况统计
|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飞机硬件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无论航空器多么先进可靠，它必须由人去操纵和管理，而从人的行为学角度来看，人是会发生错误的。在所有影响航空安全的因素中，人为因素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而负面情绪又是人为因素中的主要因素。 然而，国内外学者在航空公司员工与不安全行为方面的研究大多数是聚焦于航空某一类型员工的人为因素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很少有学者全面深入研究到人为因素中的负面情绪这一子因素，在员工负面情绪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这一领域仍存在很大的研究空白。因此为了提高航空安全管理水平，本文围绕“负面情绪对不安全行为影响”，引入安全注意力为中介变量，依据相关理论和以往实证研究结论，构建负面情绪对航空公司员工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模型，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开展航空公司员工负面情绪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 1.2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研究目的 结合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大数据的民航员工不安全行为风险预警及管控研究”，本文选取与民航安全直接相关的飞行人员和航空器维修人员为对象进行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在负面情绪影响下这两类员工行为进行研究，找出航空公司员工负面情绪与不安全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以期为预防与控制不安全行为的发生、降低不安全事件发生率提出合理有效的管理建议，从而提高航空业安全管理水平，促进航空业健康发展。 1.2.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①引入“负面情绪”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拓展航空不安全行为的研究范围 目前针对负面情绪对行为的影响研究，特别是在对航空公司员工的行为研究上还相对较少，本文以负面情绪下航空公司员工的不安全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航空不安全行为的研究范围。 ②明确安全注意力在负面情绪与不安全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通过引入安全注意力这一中介变量来构建理论模型、探讨负面情绪对航空公司员工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增强了研究的立体感。 （2）实践意义 ①有助于航空公司对员工不安全行为进行有效控制 本文旨在研究负面情绪对员工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可引起航空管理部门对员工负面情绪的重视，对航空安全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②有助于航空公司员工对自身情绪的调节并减少不安全行为 通过本研究航空公司员工能够了解自身负面情绪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进而在工作中及时进行自我调节，将情绪调整到有利于工作的状态。 1.3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1负面情绪的研究
Waston D等提出情绪可以分为正面情绪（positive affect）和负面情绪（negative affect）[1]。正面情绪反映人们感觉热心、积极活跃和警觉的程度，是一种积极的、全身心、开心投入的状态；而负面情绪是一种心情低落和陷于不愉快激活境况的基本主观体验，包括各种令人生厌的情绪状态，诸如愤怒、焦虑、紧张、耻辱、恐惧、憎恶、悲哀等。弗洛伊德认为，焦虑常用来指知觉危险时所引起的主观状态。社会与人的本性是对立的，社会文明是对本能的约束和否定，于是人总是处于被压抑中，因而就使人的心理能量得不到释放，从而形成种种焦虑[2]。
国内外学者在对负面情绪研究过程中开发了情绪测量工具。Lzard 等开发了伊泽德（氏）鉴别情绪量表（differential emotional scale , DES）[3]；Daniels开发了基于幸福感情绪量表[4]；Waston D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出了简单正式的正、负情绪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scale, PANAS）[5]，该量表由10个表达正面情绪的词汇和10个表达负面情绪的词汇构成，经实证检验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分析。国内学者对消极情绪的调查研究大多使用的是比较单一的情绪调查量表，如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也有的学者使用自己编制的问卷。
由于目前测量工具的不统一，导致有些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不一致，这需进一步的讨论、修改和验证。因此，在情绪测量工具的标准化方面需进行进一步的规范，这将是我们未来研究分析问题的方向。
1.3.2负面情绪与行为的关系研究
Chen等研究证明了愤怒和沮丧的负面情绪能够直接导致员工各种形式的反生产行为，如破坏、虐待和缺勤等[6]。Ashforth 等研究发现，员工的行为不仅受理性加工的影响，更有可能受到情绪的制约[7]。Weiss和Cropanzano在1996年提出的情感事件理论（AET）认为，员工在工作中的行为和绩效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态度和个性决定，但却受到员工在工作中每时每刻情绪变化的影响。他们还特别提出工作环境中的事件和状况构成的“情感事件”极大地决定了员工的心情和情绪[8]。Brief 和 Weiss通过研究发现，负面情绪导致员工旷工、跳槽率增高[9]。Mukherjee通过构建个人情绪差异对决策过程影响的模型，证明了情绪的差异对决策过程具有显著的影响[10]。Golparvar M通过对负面情绪与员工偏离行为的研究，得出负面情绪与员工偏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11]。
当个体或组织受到负面情绪刺激时，会表现出焦虑、紧张、恐惧、悲哀、压抑等情绪状态，人的正常思路因受到扰乱而表现出不安全行为，最终造成伤亡事故[12]。吴维库等研究表明员工的情绪智力显著负向影响工作倦怠，情绪智力较低的员工在工作中不容易识别、调节自己情绪，进而造成工作倦怠[13]。王宇清等利用问卷调查法对341名员工及其同事进行调查的研究结果表明，负面情绪是组织不公正感对员工偏离行为作用的中介变量[14]。王仙雅等通过对员工的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研究，发现情绪智力越高的员工越自信，能及时发现自己的情绪并加以调整，以从容的、乐观的态度面对困难[15]。冯涛提出并验证了情绪是解释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重要理论视角，并验证了情绪在领导风格和不安全行为之间显著的中介作用[16]。
随着社会发展，情绪对人的行为影响已经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目前涉及负面情绪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是在研究服务业中情绪与行为关系中进行相应的分析，或仅是分析负面情绪下的几种情绪状态，或以负面情绪为中介变量研究人的行为，未能将负面情绪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做出全面、系统的研究。
1.3.3民航员工不安全行为的研究
航空安全一直以来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内外学者也对民航员工的不安全行为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在飞行员的不安全行为研究方面：Yao认为具有有恒性、自律性、积极、果断和坚韧性格的飞行员，在飞行中遇到紧急情况时处理能力更强[17]。Dawson D等人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飞行机组人员会自发地采取 “防疲劳”保护性行为来减少错误的发生[18]。Erjavac A等研究发现飞行员操作程序和控制速度的能力与安全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关系[19]。冯保民等专家提出应注意研究飞行员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其心理对行为的影响，进而控制和减少由于飞行员的心理素质造成的不安全行为发生[20]。马锐通过分析中国民航 1980-2009 年发生的航空安全事故，发现个人的不安全行为主要是基本技能差、违规操作和应急处置错误[21]。戴琨指出具有忧虑性高、自律性低、情绪不稳定等人格缺陷的飞行员更易引发不安全行为的发生，从而更易导致航空事故[22]。孙瑞山、赵宁等学者通过构建行为安全影响模型，研究飞行员的人格特质和其不安全行为的关系，发现理智型、严谨性、情绪稳定型人格特质的飞行员在高应激航空作业环境下不易诱发不安全行为[23]。
在机务维修人员的不安全行为研究方面：高曙等用SHEL 模型收集机务维修差错信息，用 REASON 模型来对收集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得出态度、知识和技能是影响机务维修人员出差错的个体特征因素这一结论[24]。Rashid等使用了针对飞行器维护的册ACS-ME模型，对804起由于维护操作不当而导致的直升机事故进行分析，发现维护流程不完全、维护标准不完善、及注意/记忆错误是最容易导致事故发生的人为因素[25]。陈芳等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民航机务维修人员不安全行为干预模型，探究出心理、生理、能力、管理和环境是影响机务维修人员不安全行为的五类因素[26]。王永刚和杨洁通过引入安全意识、安全动机和安全认知三个变量，构建了民航机务人员自我效能感与不安全行为关系的假设模型。研究表明机务人员的自我效能感通过安全意识、安全动机和安全认知这三个变量间接影响不安全行为[27]。舒芸等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分析了机务维修人员违章行为，发现维修过程中的违章行为不仅由主观期望造成，还有机务维修人员的普遍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能力[28]。
在管制员的不安全行为研究方面：董芊于2006年指出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核心，就是空中交通管制员的个体安全行为及能力几乎完全决定了整个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29]。作者从管制员个体的心理特征、个体知觉、生物节律、个体决策四个方面进行安全行为分析，并提出了对应的控制措施，然而全篇内容缺乏理论、数据和方法的支持。Banka Subotic等人利用对空中管制员的访谈记录，研究了在空管中设备故障的补救措施，着重研究了设备故障和人的可靠性评估直接的相互关系，并研究了管制员的绩效问题[30]。从人为角度进行研究，并研究分析管制员的绩效问题，使研究结果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Steven T.对发生在管制员身上的感觉错误类型进行分类研究指出，空中交通管制员对听觉和视觉信息判断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对航空安全非常重要[31]。
国内外学者对民航员工对不安全行为发生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方向也比较全面，包括个体因素（心理、生理、技能等）、组织因素（工作压力、管理方式、沟通等）、环境因素（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等方面。负面情绪既可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也可能是社会因素造成的，而已往研究未能就负面情绪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2.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案
| 2.1研究的基本内容 2.1.1研究基本内容概述 |
本文研究航空公司员工负面情绪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基本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1）阐明研究目的和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明确研究内容和方法。
（2）阐述负面情绪与不安全行为有关的理论基础，构建研究模型，提出假设。研究模型详见图2。
图2 负面情绪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模型
（3）进行研究设计，选取合适的量表，进行问卷调查。
（4）对实际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航空公司员工负面情绪对不安全行为影响的结果。
（5）根据调查数据分析，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和控制航空公司员工不安全行为的对策。
（6）总结研究结论，对下一步研究进行展望。
| 2.1.2提出的研究假设 |
根据以往文献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航空公司员工负面情绪正向影响不安全行为。
H2：航空公司员工负面情绪负向影响安全注意力。
H3：航空公司员工安全注意力负向影响不安全行为。
H4：航空公司员工安全注意力在负面情绪与不安全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 2.1.3论文框架 |
1绪论
1.1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1.1研究目的
1.1.2研究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1.2.1负面情绪的研究
1.2.2负面情绪与行为的关系研究
1.2.3民航员工不安全行为的研究
1.3研究内容及方法
1.3.1研究内容
1.3.2研究方法
2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2.1负面情绪及不安全行为的涵义
2.2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
2.3航空公司员工不安全行为的模型
2.3.1航空公司员工不安全行为一般模型
2.3.2负面情绪对不安全行为影响模型
2.4研究假设
2.4.1负面情绪与不安全行为
2.4.2负面情绪与安全注意力
2.4.3安全注意力与不安全行为
3研究设计
3.1研究样本
3.1.1初始问卷编制
3.1.2小样本初测与检验
3.1.3 问卷修订
3.2研究工具
3.2.1负面情绪量表
3.2.2安全注意力调查问卷
3.2.3不安全行为量表
4研究结果
4.1正式施测及结果分析
4.1.1正式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4.1.2问卷的信效度分析
4.2假设检验与分析
4.2.1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4.2.1.1负面情绪和安全注意力相关性分析
4.2.1.2安全注意力和不安全行为相关性分析
4.2.1.3负面情绪和不安全行为相关性分析
4.2.2中介效应检验
4.3结果情况
5基于负面情绪对航空公司员工不安全行为的控制
5.1组织层面负面情绪管理
5.1.1负面情绪预防策略
5.1.2 负面情绪应对策略
5.2个人层面负面情绪管理
5.2.1 自我调节
5.2.2寻求帮助
6结论与展望
6.1研究结论
6.2研究不足与展望
| 2.2研究目标 （1）构建负面情绪对不安全行为影响模型。 （2）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出航空公司员工负面情绪对不安全行为影响结论。 （3）基于负面情绪提出航空公司员工不安全行为的预防与控制对策，提高航空安全水平。 2.3拟采用的技术方案及措施 2.3.1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大量现有的相关文献资料，全面了解和掌握本研究的相关理论和研究现状，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在前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与拓展。 （2）问卷调查法。根据本研究需求，借助负面情绪量表、安全注意力调查问卷和不安全行为量表，设计出信效度高的调查问卷，对航空飞行人员和机务维修人员这两类类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 （3）统计分析法。采用SPSS分析工具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以期为基于负面情绪的航空公司员工不安全行为管理提出建议。 2.3.2 拟采用的技术路线 |
本研究拟采用的技术路线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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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技术路线图 |
3. 研究计划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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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考文献（12篇以上）
| [1]D,Watson,LA,Clark,A,Tellegen.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1988,54(6):1063-70. [2]黄希庭.人格心理学[M].台北:台湾东华书局,1998,129 [3]Izard C E,Dougherty F E, Bloxom B M, et al.The differential emotions scale[ M].Nashville: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74 [4]Daniels,Kevin. Measures of five aspects of affective well-being at work[J]. HumanRelations, 2000, 53(2):275-294. [5]Watson D ,Tellegen A . Toward a consensual structure of mood.[J]. PsychologicalBulletin, 1985, 98(2):219-235. [6]Chen P Y ,Spector P E . Relationships of work stressors with aggression, withdrawal,theft and substance use: An exploratory study[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992, 65(3):177-184. [7]Ashforth,B. E . Emotion in the Workplace: A Reappraisal[J]. Human Relations, 1995,48(2):97-125. [8]Weiss H M ,Cropanzano R .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Structure, Cause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Experiences at Work[J].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6. 18.(3):1-74. [9]Brief A P ,Weiss H M .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ffect in the Workplace[J]. AnnualReview of Psychology, 2002, 53(1):279-307. [10]Mukherjee,Kanchan. A dual system model of preferences under risk.[J]. PsychologicalReview, 2010, 117(1):243-255. [11]Golparvar,Mohesn. Unconventional Functions of Deviant Behaviors in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Job Stress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Three Study Findings[J]. CurrentPsychology, 2016, 35(3):269-284. [12]陈宝智.安全原理[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2:67 [13]吴维库, 余天亮, 宋继文. 情绪智力对工作倦怠影响的实证研究[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000(0S2). [14]王宇清, 龙立荣, 周浩. 消极情绪在程序和互动不公正感与员工偏离行为间的中介作用:传统性的调节机制[J]. 心理学报, 2012,44(12):1663-1676. [15]王仙雅, 林盛, 陈立芸. 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J]. 管理现代化,2013(03):66-68. [16]冯涛. 基于情绪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关系的安全管理策略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7. [17] Yu-ChihYao. The Research of Relation Among Personality, Job Attitude and JobPerformance[D].Tai-chung: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06. [18]Dawson D ,Cleggett C , Thompson K , et al. Fatigue proofing: The role of protectivebehaviours in mediating fatigue-related risk in a defence aviationenvironment[J]. 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2015, 99(Pt B):465-468. [19] Erjavac AJ , Ronald I , Fossaceca J M . Evaluation of preconditions affectingsymptomatic human error in general aviation and air carrier aviationaccidents[J].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System Safety,2018:S0951832018300607-. [20]冯保民. 飞行员心理素质对飞行安全的影响[J]. 飞行事故与失效分析,2009,3(77):7-8. [21]马锐, 李敬, 袁修干等. 中国民航1980～2009年间运输飞行事故人的失误分析[J]. 航天医学与医学工程,2011(2):111-115 [22]戴琨. 航线飞行特质人格和航线飞行工作情境人格对飞行员心理健康的影响[J]. 实用预防医学,2012(10):20-23. [23]孙瑞山, 赵宁, 李敬强. 民航飞行员人格特质与行为安全的理论分析[J]. 人类工效学,2015, 021(003):50-54. [24]董芊, 王璇（编校）. 浅析空中交通管制员个体安全行为[J]. 空中交通管理,2006(11):7-9. [25]高曙, 王群, 罗帆等. 民航机务维修差错及其预警专家系统构建[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 2007,31(1):92-95. [26]H.S.J.Rashid, C.S. Place, G.R. Braithwaite. Helicopter maintenance error analysis:Beyond the third order of the HFACS-M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Industrial Ergonomics,2010, 40(6):636-647. [27]陈芳,范丹红,刘凯凯. 民航机务维修人员不安全行为干预策略研究[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6,26(7):18-22. [28]王永刚, 杨洁. 民航机务人员自我效能感与不安全行为关系研究[J]. 安全与环境工程,2015(05):127-131. [29]舒芸, 武博源, 张秋硕.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机务维修人员违章分析研究[J]. 科技风,2017(9):230-231. [30] BrankaSubotic, Washington Y. Ochieng, Oliver Straeter. Recovery from equipmentfailures in ATC: Determination of contextual factors[J]. ReliabilityEngineering System Safety, 2007，92(7):858-870. [31] ShorrockS T. Errors of perception in air traffic control[J]. Safety Science, 2007,45(8):890-9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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