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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 本课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应用前景等（列出主要参考文献） 一、研究意义 （一）现实意义 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目的在于吸引社会资金以改善创业资金的供给，从而解决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以使我国创投行业更好地发展；引导基金还可以改善和调整社会资金配置，吸引资金流向新兴的创新型企业，从而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于中西部等经济不发达地区，有利于缓解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然而引导基金能否发挥这些作用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投市场。通过研究不同地区引导基金对社会资金的引导效应，从而探索出创投行业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引导基金应当如何设定，对我国创投行业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二）理论意义 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正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创投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之间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创业投资市场的资金需求大于供给，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市场失灵。而信号发送假说认为政府引导基金可以为其他市场主体发送信号，缓解创业投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创业投资。“良性循环”假说则认为，创投发展初期，设立引导基金可以开创良性循环，为社会资金后期进入创业平台铺平道路。研究政府引导基金在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引导效应，有助于对创业投资市场中的正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这两个理论进行更深层的探索，也有助于证实信号发送假说和“良性循环”假说的正确性。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国内文献综述 董建卫等通过私募通数据库搜集引导基金投资的创业企业以及私人创投基金投资的创业企业，并构建两类创业企业的一对一匹配样本，使用工具变量法剔除引导基金投资创业企业的非随机选择效应后，引导基金联合投资对私人创投投资不再具有引导作用，引导基金单独投资对私人创投投资具有轻微的挤出效应。 杨敏利等通过私募通数据库搜集大样本数据构造匹配样本，基于政治关联假说和认证假说两个理论视角，研究引导基金参股对创投机构后续募资的影响。其总体评估结果表明，引导基金参股的创投机构与引导基金没有参股的创投机构在后续募资行为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其次，政治关联假说的检验结果表明，引导基金参股非国有背景创投机构会提高其后续募资的可能性，缩短后续募资的时间间隔，增加后续募资规模; 但是，引导基金参股国有背景创投机构会降低其后续募资的可能性，延长后续募资的时间间隔，减少后续募资规模。最后，认证假说的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引导基金参股高声誉还是低声誉创投机构，都不会对其后续募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杨敏利采用倾向值匹配倍差法（PSM-DID）从城市层面研究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研究结论认为设立引导基金引导了社会资金: 设立引导基金的城市在创投募资规模、新成立的创投机构数量、首次进入创投市场投资的有限合伙人数量三个方面均显著地高于没有设立引导基金的城市。 杨大楷和李丹丹基于1997～2010 年中国27个省、市风险投资项目数量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认为设立引导基金挤出了社会资金: 在设立引导基金的省份，创投投资的种子期和初创期的创业企业数量、扩张期的创业企业数量以及成熟期的创业企业数量均显著地少于没有设立引导基金的省份。 杨敏利等以私募通数据库中2000年2011年间我国省际创投资本筹集数据为样本，使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引导基金对社会资金的引导效应。结果表明，引导基金在部分区域呈现引导效应，但部分区域存在挤出效应: 在创投落后省份，设立引导基金对创投资本供给有正向影响。然而,在创投成熟省份,设立引导基金对创投资本供给有显著负向影响。 （二）国外文献综述 Brander 等以美国等25 个国家2000 年至2008 年首次接受创投投资的20446 家创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创投投资对私人创投投资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创投单独投资的创业企业在首轮创投投资额、总创投投资额、后续创投投资额以及为创业企业投资的创投机构总数四个方面均显著地低于私人创投投资的创业企业，但政府创投和私人创投联合投资的创业企业在私人创投投资总额、私人创投后续投资额以及为创业企业投资的私人创投机构总数三个方面均显著地高于私人创投投资的创业企业。 Lerner比较SBIR 资助的创业企业与没有受到创投投资的创业企业之间的后续私人创投投资的差异。Lerner首先通过美国审计署提供的数据库搜集到541 家受到SBIR 资助的创业企业作为处理组，其后通过企业科技信息服务中心提供的企业技术目录搜集到894 家没有受到SBIR 资助的创业企业作为对照组，实证检验了SBIR 资助对后续私人创投投资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受到SBIR 资助的创业企业( 受资助后) 比没有受到SBIR 资助的创业企业更有可能获得后续私人创投投资。 Cumming和Macintosh，通过CVCA( Canadian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 搜集样本数据，使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加拿大LSVCC对社会资金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联邦政府设立LSVCC不仅不能增加创投投资总额，反而会挤出比LSVCC投入还要多的私人创投资本。 Cumming 和Li以美国50个州1995 年至2010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SBIR(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资助对私人创投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SBIR 资助的创业企业数量对创投市场的投资总额和投资总项目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Cumming以欧洲12 国1989 年至2011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创投对私人创投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创投的投资额和投资项目数增加都会提高早期创投投资额(early-stage VC) 占GDP 的比例与人均早期创投投资额。 Brander 等把创投投资的行业划分为6 大类，并按照国家—行业组合把25个国家的创投市场划分为150 个子市场，以2000 年至2008 年150个创投子市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创投对私人创投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创投的投资总额对创投市场的私人创投投资总额、私人创投投资的创业企业数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单个创业企业的平均私人创投投资额以及向创业企业投资的平均私人创投机构数量没有显著影响。 Leleux和Surlemon通过EVCA( European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 搜集到1990年至1996年德国等欧洲15国的创投总量数据，构建了一个面板数据下的Granger 因果关系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创投与私人创投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创投投资额在创投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不是创投市场累计募资总额的Granger原因，即政府创投投资额在创投投资总额中的占比上升既不会增加创投市场累计募资总额，也不会减少创投市场累计募资总额。 Wallsten通过美国的小企业管理局和VentureXpert 数据库搜集数据，从县域层面实证检验了SBIR对私人创投的影响。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表明，SBIR 资助的增加额与创投投资的增加额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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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敏利等以私募通数据库中2000年2011年间我国省际创投资本筹集数据为样本，使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引导基金对社会资金的引导效应。结果表明，引导基金在部分区域呈现引导效应，但部分区域存在挤出效应: 在创投落后省份，设立引导基金对创投资本供给有正向影响。然而,在创投成熟省份,设立引导基金对创投资本供给有显著负向影响。 （二）国外文献综述 Brander 等以美国等25 个国家2000 年至2008 年首次接受创投投资的20446 家创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创投投资对私人创投投资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创投单独投资的创业企业在首轮创投投资额、总创投投资额、后续创投投资额以及为创业企业投资的创投机构总数四个方面均显著地低于私人创投投资的创业企业，但政府创投和私人创投联合投资的创业企业在私人创投投资总额、私人创投后续投资额以及为创业企业投资的私人创投机构总数三个方面均显著地高于私人创投投资的创业企业。 Lerner比较SBIR 资助的创业企业与没有受到创投投资的创业企业之间的后续私人创投投资的差异。Lerner首先通过美国审计署提供的数据库搜集到541 家受到SBIR 资助的创业企业作为处理组，其后通过企业科技信息服务中心提供的企业技术目录搜集到894 家没有受到SBIR 资助的创业企业作为对照组，实证检验了SBIR 资助对后续私人创投投资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受到SBIR 资助的创业企业( 受资助后) 比没有受到SBIR 资助的创业企业更有可能获得后续私人创投投资。 Cumming和Macintosh，通过CVCA( Canadian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 搜集样本数据，使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加拿大LSVCC对社会资金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联邦政府设立LSVCC不仅不能增加创投投资总额，反而会挤出比LSVCC投入还要多的私人创投资本。 Cumming 和Li以美国50个州1995 年至2010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SBIR(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资助对私人创投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SBIR 资助的创业企业数量对创投市场的投资总额和投资总项目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Cumming以欧洲12 国1989 年至2011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创投对私人创投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创投的投资额和投资项目数增加都会提高早期创投投资额(early-stage VC) 占GDP 的比例与人均早期创投投资额。 Brander 等把创投投资的行业划分为6 大类，并按照国家—行业组合把25个国家的创投市场划分为150 个子市场，以2000 年至2008 年150个创投子市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创投对私人创投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创投的投资总额对创投市场的私人创投投资总额、私人创投投资的创业企业数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单个创业企业的平均私人创投投资额以及向创业企业投资的平均私人创投机构数量没有显著影响。 Leleux和Surlemon通过EVCA( European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 搜集到1990年至1996年德国等欧洲15国的创投总量数据，构建了一个面板数据下的Granger 因果关系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创投与私人创投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创投投资额在创投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不是创投市场累计募资总额的Granger原因。 Wallsten通过美国的小企业管理局和VentureXpert 数据库搜集数据，从县域层面实证检验了SBIR对私人创投的影响。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表明，SBIR 资助的增加额与创投投资的增加额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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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lsten通过美国的小企业管理局和VentureXpert 数据库搜集数据，从县域层面实证检验了SBIR对私人创投的影响。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表明，SBIR 资助的增加额与创投投资的增加额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三）文献评述 相关学者关于引导基金的引导效应研究有很多，然而在创投市场层面和在创业企业层面，使用不同的研究模型和方法，得出的结论都是不同的，部分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金有引导效应，部分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金有挤出效应，还有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金既没有引导效应也没有挤出效应。 参考文献： [1] BRANDER J A , DUQ , HELLMANN T F.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 Sponsored Venture Capital: International Evidence［J］．Review of Finance，2014，In Press，doi: 10. 1093 rofrfu009． [2]Cumming，D J． ，Macintosh，J． Crowding out private equity: Canadian evidence［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6，21( 5) : 569－609． [3]CUMMING D J，LI D． Public Policy，Entrepreneurship，and Venture Capital in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3，( 23) ． [4]CUMMING D J． Public Economics Gone Wild: Lessons from Venture Capital［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14，( 36) ． [5]DaRin , M. Penas M F. The Effect of Venture Capital on Innovation Strategies[Z], NBER Working paper,2007(1) :234 -246 [6]董建卫,王晗,郭立宏. 引导还是挤出?——引导基金投资对私人创投投资的影响[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7(03):87-97. [7]贺文龙. 政府引导基金对创业投资市场的影响研究[D].暨南大学,2014. [8]Josh Lerner．The Future of Public Efforts to Boost Entre-preneurship and Venture Capital ［J］．Small Bus Econ，2010 ( 35) : 255 －264． [9]Lerner, J． When bureaucrats meet entrepreneurs: The design of effective ‘public venture capital’ programmes [J]． Economic Journal，2002，112( 447) : F73－F84． [10]LERNER J．The Government as Venture Capitalist: The Long－Run Impact of the SBIR Program[J]. Journal of Business,1999,72( 3)． [11]LELEUXA B，SURLEMONT B． Public versus Private Venture Capital: Seeding or Crowding Out? A Pan－European Analysi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3，18( 1) ． [12]WALLSTEN S J．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Region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Effects of Public Venture Capital and Science Parks［R］．Stanfo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2001, No.00－039． [13]杨敏利,丁文虎,郭立宏.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参股对创投机构后续募资的影响研究[J]. 预测,2017,36(05):43-48 61. [14]杨大楷，李丹丹. 政府支持对中国风险投资业影响的实证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2， 34( 5) : 52-60． [15]杨敏利，王晗，董建卫． 政府引导基金能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投市场吗［J］． 中国科技论坛，2015，( 11 ) :107-111． [16]杨敏利，李昕芳，仵永恒． 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引导效应研究［J］． 科研管理， 2014， 35( 11) :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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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的基本内容和问题
研究的目标、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研究目标
引导基金能否发挥这些作用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投市场。通过研究不同地区引导基金对社会资金的引导效应，从而探索出创投行业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引导基金应当如何设定。
3. 研究的方法与方案
| 研究的目标、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研究目标 引导基金能否发挥这些作用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投市场。通过研究不同地区引导基金对社会资金的引导效应，从而探索出创投行业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引导基金应当如何设定。 四、研究内容 （一）研究政府引导基金引导效应的理论基础 理论上，政府引导基金通过让利的方式可以调动社会资本的注入，促进创业市场的发展，进而为高新技术的发展提供巨大的驱动力。从实际情况的效果看，国外一些国家推行的创投引导基金计划，很好地推动了创业投资市场发展。满足了本国创业企业融资需求。但是，政府引导基金能够作用于创业市场的理论基础有待研究。 （二）通过对宏观数据的收集了解政府引导基金的大致情况 通过阅读文献和相关文件以及其他方式来收集宏观数据，比较系统和全面的掌握该地区不同地区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现状，包括政府引导基金已经发展的时间和不同行业的分布情况、政府资本历史投入量和持续投入状况。 （三）通过对宏观数据的分析来了解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金的影响 结合相关宏观数据，系统地比较有关有政府引导基金前和政府引导基金后我国的创业市场的发展状况。借此可以分析有了政府引导基金的加入后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大小、推动高科技产业成果商业化效率高低、对政府和社会资本投入风险的影响作用、协助商业创业投资机构抵御风险的作用、对创业风险投资的保障作用等。以此来总结政府引导基金对创业投资市场的影响。 内容四：研究相关数据，并以此分析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资金的关系 对得到的数据加以研究，得出政府引导基金可以推动社会资金参与或者抑制社会资本参与或者无影响的结论。以此为政府引导基金的相关政策提出建议。 五、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需要对得到的数据加以研究，得出政府引导基金可以推动社会资金参与或者抑制社会资本参与或者无影响的结论。以此为政府引导基金的相关政策提出建议。 六．研究方法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基于问卷调查及相关数据，对江苏省政府引导基金和创业投资市场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全面分析当前江苏省政府引导基金和创业投资市场的现状。通过相关文献的大量阅读和学习，对国内外学者对于政府引导基金和创业投资市场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确立本课题未解决的问题，进一步理清研究的方向，掌握相关知识为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二）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 检验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需检验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金供给产生的影响。然而，在实践中只能观察到创投资本筹集，而并不能观察到创投资本供给。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简单检验方法是使用单方程模型直接检验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对创投资本筹资额的影响。但是这种检验方法存在偏误，原因在于创投资本筹资额是创投资本供给与创投资本需求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果，而并不能等同于创投资本供给本身。为克服单方程模型存在的偏误，在此借鉴Cumming和Macintosh的研究思路，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本供给产生的影响。联立方程的具体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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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求方程：VCD = α β1× R β2× SCI β3× GDP β4× GQ ∑ωi× Di (2)供给方程：VCS = γ λ1× GVC λ2× Ｒ λ3× SCI λ4× GDP ∑ρj× Dj VCS代表创投市场资金的供给额，VCD代表创投市场资金的需求额，当创投市场供求均衡时，两值是相同的。 R代表利率。需求：当利率下降时，创业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下降，融入创投资本的相对成本上升，创投资本需求下降;反之，当利率上升时，情况相反。供给：当利率上升时，投资的机会成本大，供给下降；反之，当利率下降时，投资的机会成本小，供给增加。由于创业投资的投资周期较长，本文选取五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来度量利率的变化情况。 GDP代表该省份上一年GDP增长率。经济发展程度会影响创投市场资金的供给和需求，考虑到经济的滞后性，选取各省上一年GDP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 SCI代表上一年年末收盘时的上证指数。若上一年上证指数高，则企业IPO的希望大，会对创业企业家起到激励作用，从而增大创投市场的资金需求。反之，则减少需求。若上一年上证指数高，创业投资退出渠道便更为通畅，从而对创业投资者形成激励，增加创投市场的供给。 GQ代表该省份该年第二产业的法人单位数量。若第二产业法人单位数量多，则创投市场资金需求量大，反之，需求减少。 GVC为该省份该年是否设立引导基金的虚拟表量。若设立引导基金，则为1，未设立则为0。 D为省份虚拟变量，为了使回归结果让结果更准确。 （三）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论文以信号发送假说和良性循环假说等理论研究为主， 配合江苏省政府引导基金和社会资本的现实情况分析，同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予以定量的分析辅助,最后得出结论。 七、技术路线
八、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探索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金的引导效应。检验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需检验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金供给产生的影响。然而，在实践中只能观察到创投资本筹集，而并不能观察到创投资本供给。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简单检验方法是使用单方程模型直接检验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对创投资本筹资额的影响。但是这种检验方法存在偏误，原因在于创投资本筹资额是创投资本供给与创投资本需求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果，而并不能等同于创投资本供给本身。为克服单方程模型存在的偏误，在此借鉴Cumming和Macintosh的研究思路，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本供给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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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创新点
九、特色或创新之处
（一）研究内容的实用性
目前国家正在大力发展政府引导基金，本项目以江苏省的政府引导基金为例，其研究成果不仅可以为政府引导基金的政策提出建议，还可以为经济水平落后江苏省的地区的引导基金发展带去启示作用，可以说我们的研究是别人为研究过的。
5. 研究计划与进展
十、研究计划及预期进展
（一）前期通过阅读国内外已有文献，了解研究现状，确定研究方向和目的。通过数据库等方式进行数据收集与整理，运用模型并进行数据分析与测算。
（二）中期根据统计数据和资料形成论文初稿，并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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