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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与意义（文献综述）
研究背景：
善，即提升人的道德水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追求。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以社会文化教育，比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为主体的传统道德提升方式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在整个世界范围里不道德行为仍然不少，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NBIC会聚技术对于人的神经认知的生理性认识不断加深，科学家发现人的道德有其生物学基础以及生物医学手段对道德形成干预的可能性，于是一种不同于传统道德提升路径的新方式—道德生物增强被设想出来。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最开始在2008年由英格玛·佩尔松(Ingmar Persson)、朱里安·萨夫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 及托马斯·道格拉斯(Thomas Douglas)提出。道德生物增强的基本内涵在于利用生物医学技术直接对人的道德情感、认知进行直接地、非传统地干预，如通过药物直接加强人的正义感，以促进人类道德水平的总体提升，解决当今世界的道德问题。这个概念自提出以来就在哲学界和科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成为比较热门的研究课题。在争论的过程中，道德生物增强的内涵不断扩宽，涉及的伦理问题和具体应用问题也不断扩展，对其深入的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意义也越来越重大。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道德生物增强以其不同于传统道德增强，即社会教育等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传统伦理思考的范围。一方面，对道德生物增强的深入思考必然会涉及到传统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比如，道德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人的道德问题根本上是一个生物学问题还是社会学问题，以及相关联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同一性等问题。在道德生物增强的新背景下思考传统的伦理核心问题，有利于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增强传统伦理学的深度。另一方面，道德生物增强并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对人本身道德加以影响的产物，这无疑为人们重新反思技术与道德、技术与人、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等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有利于开阔伦理学的视野，丰富伦理学的内容。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作为对人类道德提升的一种新的现实设想，其内涵和基本原则需要进一步扩宽和明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风险也需要的得到充分地评估，这也是道德生物增强研究的一大任务，因而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应用意义。
应用意义：道德生物增强提出的背景是神经科学和生物医学等技术的发展为提升人们的道德能力，改进传统的道德教育方式以及进而增强人类的道德水平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而对道德生物增强的思考在现实目的上必定要以其能否在不造成原则性伤害的基础上真正有助于人类道德水平的提升，以及如果有应用前景，应该如何规避其可能造成的风险等应用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道德生物增强如何应对道德多元主义的挑战？道德生物增强究竟是能够取代传统道德增强而发挥作用，还是作为传统道德增强的补充而与其共同发挥作用？道德生物增强具体是增强道德行为的哪一个部分？道德动机的增强是否会有明显的成效？道德生物增强如果真的可以广泛实现，它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人类当前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澄清对于阐明道德生物增强的应用前景，保证生物医学手段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及如何促进一些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解决将会有重要的意义。
| 1.国内对道德教育和道德能力提升路径的相关研究 由于道德生物增强是近十年才出现的概念，国内几乎没有将传统的道德提升路径与科技时代下的这种新型的道德增强路径综合起来分析的研究，大多是要么是单纯地处理社会道德教育的各层次，如学校教育、公民教育的各类问题，要么是单纯地对道德生物增强进行分析和评价。 传统的道德提升路径，也就是道德教育的问题，是社会各主体，如国家、家庭、学校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特定人群所进行的道德方面的教化。而中国作为千年的德育大国，从古至今就注重对人的教化，到了今天，国家也越来越重视道德建设对于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传统道德提升路径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对更好的促进各层次的道德建设的研究。如胡瑞（2019年）对我国儿童家庭道德教育的内涵和功能的探讨，吴庄（2020年）对高校道德教育的现实困境的分析以及对困境的出路的探寻，袁晓琳，肖少北（2019年）在国内外网络道德教育上的探析，在其他领域如学校道德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等特定领域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众多的传统的道德提升路径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对道德教育现状的分析和对如何更好地增强针对某一人群的道德教育的效果的探讨。 而在道德生物增强的研究上，一方面，国内学者主要注重从自由意志、人格同一性、安全性以及公平性等方面对道德生物增强问题加以思考，并由此有了对道德生物增强的两种态度：一是认为道德增强在上述的那些方面站不住脚，所以利用生物医学技术加强道德增强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许的。这以刘玉山、宋希林、陈晓阳三位学者（2014年、2015年）为代表，他们在多篇文章中指出道德增强会违背了人的自由和自由意志，混淆道德责任，可能会形成人类的同质性，瓦解人与人之间稳定的社会关系。并且表述了道德生物增强在道德情感方面难以量化、道德的多元化等方面面临的挑战。与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芦文龙（2018年）认为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只是道德增强的方式之一，与道德教育等传统的社会—文化道德增强方式共同发挥作用。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不会限制人的自由和自由意志，不会随意改变性情从而出现人类的同质性，也不会损害道德理性和造成“搭便车”现象的净增长。对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应积极应对其风险，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这就是对道德生物增强的另外一种态度。持相似态度的还有王珀（2019年），他论证了自愿道德增强与自由意志是相容的，主张以谨慎与宽容的态度来确保该技术的良性发展。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避开道德增强是否可行的非此即彼的争论，反思道德生物增强这个新事物出现本身对于当今伦理学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叶岸滔（2017年）在文章中指出道德增强的争论本质上是围绕着道德是否具有生物学基础以及能否被生物医学技术所干预而展开的，其重要贡献是引发了学术界对道德自然主义的思考。而有学者认为道德增强的交锋实质上是传统道德自然主义与道德非自然主义两派博弈的理论翻版，它把技术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引向深入，有助于人类探寻道德发展的新路径。具体来说道德增强之辩有利于反思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拓展理论伦理学的视野，进一步丰富规范伦理学的内容，发展美德的相容性以及完整性，拓展应用伦理学的方法，促进技术与道德的协调发展。
2.国外对道德教育和道德能力提升路径的相关研究 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同国内的情况有相似之处，由于道德生物增强的概念刚刚提出，其成熟的实际应用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在学校道德教育，儿童道德教育等领域对道德发展和促进的讨论与道德生物增强相关的并不多，大多仍是对道德提升因素的具体思考和各种传统道德教育手段扩展的设想。Tina Malti和Brigitte Latzko（2010年）在文章中介绍了儿童道德情感与认知道德发展之间的联系，以道德情感和道德认知的整合发展视角提出并讨论了旨在促进儿童道德发展的综合教育干预措施的一些例子。Leanne Beaudoin-Ryan和Susan Goldin-Meadow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证明促进在道德教育活动中手势作为一种独特的方式能够促进道德推理能力的发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Brimi Hunter（2009年）在讨论美国教师在学生道德教育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提到了社会多元化对于道德教育的挑战，而道德的多元主义也是对道德生物增强的诸多质疑中的一个方面。 而在道德生物增强问题上，国外学者基本上分为支持和反对两大阵营。道德生物增强的提出者英格玛·佩尔松(Ingmar Persson)、朱里安·萨夫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2008年） 及托马斯·道格拉斯(Thomas Douglas)（2008年）是支持派的代表，他们认为当前人类道德心理的发展已经跟不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从而导致了人类社会很多问题的产生，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而传统的道德教育方式在这个上面收效不大，所以需要通过生物医学的方式来增强人类的道德水平了。关于道德生物增强的手段，道德生物增强以改善道德动机为切入点。大多数人在道德上都有明显的提升空间，人们往往有不好的或不是最好的道德动机，但人们可以直接增强自身坏的或不是最优的道德动机。被增强者在增强后，可获得更好的道德动机。另外拉基奇（Vojin Rakic）（2017年）和卡特（Sarah Carter）（2017年）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和与前面三人有所异议，但原则上也同意道德生物增强增强的应用。 而反对阵营则重视对技术后果的评估，对道德生物增强表示恐惧和不安，警惕人们防止将道德当作可以无限塑造的东西，其代表人物有哈里斯 （John Harris）（2011年）、芬顿（Elizabeth Fenton）(2010年)、阿加（Nicholas Agar）(2015年)。其中哈里斯认为道德生物增强侵犯了人作恶的自由，其无法实现人们道德素质的真正提高，从对自由意志的保护方面反驳了道德生物增强。而芬顿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佩尔松他们提出的道德增强的内在逻辑悖论：即认为科技的发展会导致道德心理不匹配的产生，却又想通过神经科学的发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并非认为生物医学手段不应该被应用到人自身上，而是以他认为更有价值的非传统的认知增强来代替道德动机增强。而阿加则认为道德增强有很大的风险，一旦失败，就会导致道德的滑坡。 另外，在多年的争论里一些学者也开始试图超越单纯的支持和反对态度，力求对道德生物增强的本质做出一些集中性反思。保罗（Norbert Paulo）和布勃利茨（Jan Christoph Bublitz）（2019年）在一篇文章中就从道德生物增强的基本前提入手详细分析了其个人主义的还原论框架，其反行为主义特点以及导致的问题，认为道德生物增强是一种对未来技术的投机性应用，在合法性等方面都还存在问题，但在道德增强提出的意义方面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道德增强在接近现实应用的时候，难免会遇到诸多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其带来的一些有趣和具有远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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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案
| 1.本课题的研究内容 |
| 1、 引言 1.1研究的问题及其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3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1.4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2、 道德教育对于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必要性 2.1 人类社会问题的道德根源 2.2 传统的道德教育方式及其目标 2.3 传统道德教育方式的不足 3、 生物医学技术对人类道德能力的提升 3.1道德生物增强的内涵 3.2支持道德生物增强的主要理由 3.3道德生物增强的主要反对意见 4、对科技手段提升道德路径的反思 4.1 社会问题成因的复杂性 4.2 道德生物增强的有限性 4.3 传统道德教育与道德生物增强相结合 5、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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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课题的研究方法、进度及预期效果 |
| 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方法：本文的主要内容主要来源于对国内外学者对于道德生物增强的争论的总结和透视，学者在道德生物增强上的阐述和相互之间的质疑和回应不断地充实着道德生物增强的内涵，扩展着关于道德生物增强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二）对比分析方法：这主要体现在在对科技时代下的这种新的道德提升路径的论述是在与传统的道德提升方式的对比下进行的，也正因为有这个比较，才能看出道德生物增强的创新之处以及其可能面临的与传统方式不同的挑战，也才有了全新的现实意义。 预期效果： （1）通过国内外相关理论的整理分析，对区别于传统道德提升方式的路径，即生物医学道德增强进行准确的研究讨论，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出这种新的道德提升路径的创新之处以及其所面临的质疑和挑战，并就其的现实讨论意义做出进一步的阐述，试图对其应用的前景进行一些个人的判断，探索它与传统道德提升方式之间的相容性。 （2）在上述基础上，认真完成指导老师分派的任务，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独立完成较高质量的本专业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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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计划与安排
2020年1月—2月，在指导老师帮助下，搜集并阅读相关资料，查阅相关文献，进一步确认确定选题。
2020年2月，通过前期搜集并阅读的资料写出研读报告，学习相关学者论文写作方式与技巧。
2020年3—4月，广泛搜集与选题有关的著作、论文等文献资料，仔细的阅读资料，翻译外文文献，了解国内外与选题相关研究状况、成果、观点，并进行文献综述，为撰写论文找准切入点并写出论文提纲。
4. 参考文献（12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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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已查阅参考文献： |
| 1、中文文献 【1】马翰林.道德增强的伦理探析——自由意志的视角[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35(09):17-22. 【2】陈万球,周心怡.道德增强与反增强的博弈与反思[J].伦理学研究,2019(05):113-120. 【3】王珀.道德增强与人的自由——与刘玉山、叶岸滔等学者商榷[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9,36(04):28-34. 【4】陈万球.非传统道德增强的双重变导:生物医学中介与智能体引擎[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72(04):32-38. 【5】芦文龙.论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与刘玉山、陈晓阳和宋希林三位学者商榷[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35(06):56-61.. 【6】李亚明.情感的生物医学干预与道德增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34(08):18-23. 【7】芦文龙.论佩尔松和萨夫列斯库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观[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33(09):61-66 【8】叶岸滔.道德增强:伦理困境与自然主义思考[J].学术月刊,2017,49(03):40-47 【9】刘玉山,陈晓阳,宋希林.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及其伦理和社会问题探析[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5,32(05):99-103. 【10】刘玉山,宋希林,陈晓阳.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可行吗?[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30(03):59-64.. 【11】斯蒂凡·劳伦兹·索格纳,韩王韦.尼采、超人与超人类主义[J].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08):63-70. 【12】王晓娣,马凯威.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范式转换:超人类主义的伦理视角[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41(08):94-100. 【13】张灿.超人类主义与生物保守主义之争——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生命政治哲学反思[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41(06):69-75. 【14】杨琼,李帅.增强与治疗之间——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困境[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35(04):29-35. 【15】朱彦明.超人类主义视域中的人的完善及其问题——从尼采的视角看“人类增强”[J].南京社会科学,2019(03):26-34. 【16】吴专.高校道德教育的现实困境与出路探寻[J].科教文汇(中旬刊),2020（01）:34-35. 【17】胡瑞.探析我国儿童家庭道德教育的内涵及功能[J].科技资讯,2019,17(30):207-209. 【18】袁晓琳,肖少北.国外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的概况及其启示[J].教育现代化,2019,6(89):218-219.
2、外文文献 【1】Persson Ingmar,SavulescuJulian.The perils of cognitive enhancement and the urgent imperative toenhance the moral character of humanity[J].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2008，25(3):162-177． 【2】Thomas Douglas. Moral enhancement[J].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2008，25(3):228 -245． 【3】Vojin Rakic. Moralbioenhancement and free will: Continuing the debate[J]. CambridgeQuarterly of Healthcare Ethics, 2017,26(3):384-393. 【4】Sarah Carter. A kantianethics approach to moral bioenhancement [J]. Bioethics, 2017，31(9):683-690. 【5】Persson Ingmar,SavulescuJulian. Should moral bioenhancement be compulsory? Reply to Vojin Rakic[J].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2013,40(4):251. 【6】Elizabeth Fenton. Theperils of failing to enhance: A response to persson and savulescu[J]. Journalof Medical Ethics,2010, 36(3):148. 【7】Nicholas Agar. Moralbioenhancement is dangerous [J].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2015,41(4):343. 【8】Persson Ingmar，Savulescu Julian. Theevolution of moral progress and biomedical moral enhancement[J]. Bioethics ,2019,33(7):814-819. 【9】Persson Ingmar，Savulescu Julian. Moral Hard-Wiring and Moral Enhancement[J]. Bioethics,2017,31(4):286-295. 【10】Savulescu Julian，Persson Ingmar. Moral Enhancement, Freedom andthe God Machine[J]. The Monist,2012,95(3);399-421. 【11】DeGrazia, D. Moral enhancement, freedom, and whatwe (should) value in moral behaviour [J].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2014, 40(6): 361. 【12】Harris J.Moral enhancement and freedom［J］. Bioethics，2011，(25)2:102 -111． 【13】Norbert Paulo and Jan Christoph Bublitz. How(not) to Argue For Moral Enhancement: Reflections on a Decade of Debate. Topoi 2019, 38: 95-109. 【14】Macpherson Ignacio,Roqué María Victoria,SegarraIgnacio. Moral enhancement, at the peak of pharmacology and at the limit ofethics[J]. Bioethics,2019,33(9) :992-1001. 【15】Schaefer G Owen,Savulescu Julian. Procedural MoralEnhancement[J]. Neuroethics, 2019,12(1):73-84. 【16】John Danaher.Why InternalMoral Enhancement Might Be politically Better than External Moral Enhancement[J]. Neuroethics 2019, 12:39–54. 【17】Beaudoin‐Ryan, L.,Goldin‐Meadow,S. Teaching moral reasoning through gesture[J]. Developmental Science,2014, 17(6):984-990. 【18】Brimi H. Academic instructors ormoral guides? moral education in america and the teacher's dilemma[J].TheClearing House. 2009,82(3):125-130. 【19】Malti T, Latzko B.Children's moral emotions and moral cognition: towards an integrativeperspective. New Direction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2010,12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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