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理顺当前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奠定了基础。
我国目前以税制改革为核心，通过调整税收比例来调整财政收入分权水平。
同时由税收比例决定的财政支出分权水平与基层公共服务支出密切相关，如何把握财政分权的水平，解决地方之间恶性绩效竞争，优化基本公共支出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 研究内容： 本题目将基于各地方财政分权的现状，结合相关的模型与统计数据，分析财政分权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之间的内在关系。以近年各地区的年鉴数据为基础，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区域，通过分析与比对找出当前我国财政分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期探索出我国向更高的资源配置水平进步的途径。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中央与地方之间如何合理进行收入权力与事权的分配 2.对财政支出的哪个环节进行改进以及如何进行整体系统优化 写作提纲： 一、导论 1.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2.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二、文献综述 1.国内文献综述 2.国外文献综述 3.国内外文献综合评述 三、当前基本状况分析 1.国内财政分权状况分析 2.国内基本公共支出状况分析 3.与国外的对比 4.国内外综合评述 四、模型的设立与实证分析 1.经济计量模型的构建 2.变量的选取与数据 3.模型估计的结果与分析 五、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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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在衡量财政分权水平方面，奥茨（Oates，1972）等传统学者使用地方政府收入与总体政府收入比重来对财政分权水平进行衡量；DeMello（2000）从地方自治角度以地方自有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占比来衡量；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59）在研究中构建了分权模型，证明了公共产品的收益范围随居民的偏好而存在差异，政府会提供差异化的公共产品来满足不同居民的差异化需求，提出财政分权可以通过税收划分进行；乔宝云（2012）认为传统衡量财政分权度的方法存在严重缺陷，综合了中国1985-2007年的经验分析，提出了满足一致性、标准性与连续性的公式，对衡量财政分权指标方法进行了补充。 在信息提供与财政分权方面，奥茨（Oates，1972）提出分权定理与最优辖区理论，以帕累托最优阐述了分权定理的有效性，进一步论证了蒂布特（Tiebout，1956）对于消费者根据地方公共产品进行流动的可靠性。哈耶克（Hayek,1945）提出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存在成本问题，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掌握信息更加全面，获得信息成本更低，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有效率地提供服务；胡书东（2002）认为现有政治结构保证了中央政府对社会各个角落的有效控制，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导致了公共产品提供存在障碍，有效的信息提供能够为财政分权提供帮助。方晓莉、周业安（2001）认为在缺乏有效信息的条件下，由于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居民的流动性会使居民根据福利水平来实现分配的统一协调。 钱颖一（1999）从激励与约束的角度出发，以传统的财政联邦主义为基础研究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促进地方政府之间良性竞争，促进经济发展。 在地方财政自主度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关系上，不同学者对于这方面的存在不同的意见，杨刚强（2017）认为对于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公共服务支出与财政自主度影响关系较小，与资金使用效率相关度较大；对于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支出，地方政府更加偏向于对基础设施的支出；刘松（2020）认为规模较小的地方政府对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刚性支出能够抵消财政纵向失衡带来的负面影响，地方政府事权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存在正相关关系；田发（2020）通过研究上海市与各区的面板数据得出结论，上海市基本公共支出服务与其财政支出责任划分成正向影响关系，社会性支出的责任划分的影响程度高于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的责任划分。孙开，张磊（2019）通过分析面板数据发现省内财政分权成下沉型时，财政压力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庞伟、孙玉栋（2019）通过门限回归模型发现随着区域发展程度差异变大，财政收入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显著性减弱。 在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方面。吉富星（2019）认为转移支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分权带来的负面效果，但对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方面仍然存在结构性差异，发达地区对于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反应程度更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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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划与进度安排
1.查阅国内外与论文主题相关的资料，分析研究财政分权相关的优秀文献，在学习与借鉴的基础上把握主要思路
2.明确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界定，确定财政分权对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机理
5. 参考文献
| [1]田发,梁思婧,周琛影. 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划分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来自上海的经验证据[J]. 华东经济管理,2020,34(02):24-29. [2]吉富星,鲍曙光. 中国式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体系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 中国软科学,2019,(12):170-177. [3]杨刚强,李梦琴,孟霞. 人口流动规模、财政分权与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研究——基于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空间计量检验[J]. 中国软科学,2017,(06):49-58. [4]钱颖一. 激励与约束[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05):7-12 6. [5]钱颖一. 激励理论的新发展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06):33-37. [6]胡书东.政府规模和财政分权、集权的适宜度[J].改革,2002(01):70-73. [7]邓松. 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研究[D].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9. [8]徐永胜,乔宝云.财政分权度的衡量:理论及中国1985—2007年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12,47(10):4-13. [9]孙开,张磊.分权程度省际差异、财政压力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以地方政府间权责安排为视角[J].财贸经济,2019,40(08):18-32. [10]庞伟,孙玉栋.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供给的门限效应[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35(03):3-12. [11] Oates.W.FiscalDecentralization, Harcourt Brace and Jovanovich,1972 [12] Hayek,Fredrich A，The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ly,American Economc Revic, 1945，(35). [13]Musgrave R. A.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NewYork :McGraw-Hill, 1959 [14]DeMello,2000,Fiscal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Change [15]Tiebout,1956,The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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