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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质量与金融的发展:基于美国的研究
Muhammad Asif Khan,Muhammad Atif Khan,Mohamued Elyas Abdulahi,Idrees LiaqatSayyed Sadaqat Hussain Shah
(原载《国际金融管理期刊》,2019年,49期)
摘要:本文重新审视了美国背景下模糊的自然资源租金和融资关系,并将制度质量的重要作用纳入了这一范式。本研究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设定的独特数据,该数据被认为是最全面的金融发展衡量指标。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缺乏共识,忽视了这一领域的制度框架。我们基于稳健协整方法的研究结果最终证实,制度质量是美国金融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当我们在估算中包含适当的控制时,自然资源租金会对金融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制度质量调节了自然资源租金和融资关系。我们建议决策者和研究人员考虑直觉在自然资源租金融资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产生相对现实的估计和政策输入。
关键词:制度质量;金融发展;自然资源租金
一 引言
Shahbaz等(2018)利用美国1960年至2016年的时间序列构建了优秀资源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协整和因果关系。他们运用传统的“人均私营部门实际国内信贷”来测量金融发展和“自然资源的资源租金”来衡量资源丰富度。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自然资源租金对美国金融的发展有着正面的作用,Shahbaz等(2018)[50]的估计似乎因为忽略了变量偏差和金融发展传统的测量方法被高估了。这种错误的规定促使我们探讨这个模型和结果,为此我们提出相对真实和可靠的估计。我们将Shahbaz等(2018)[50]研究的不足之处转变成了以下问题,并试图在本文研究的后半部分予以解答。
1.自然资源租金是否与美国长期的金融发展成正比,或者说机构质量有调节作用吗?资源丰富国家的机构质量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Mehlum等(2006)[38]认为资源丰富的国家能否在经济上持续发展取决于机构的质量,资源诅咒出现在机构质量较差的国家。他们更想知道机构对资源的增长作用。
2.现在是否应该用IMF制定的相对全面的指数(Svirydzenka,2016)取代过失的金融发展测量方法?
3.在最近的研究中有哪些可能对美国金融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基本控制变量被遗漏了?
不可否认,资源丰富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恩赐,然而其高额的租金可能无法对金融发展做出精确预测。自然资源租金需要一个健全的机构框架来减小无效利用。Hodler等(2014)[8]研究了机构在自然资源收益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机构制度薄弱,自然资源收益也会朝着坏的方向发展,而薄弱的合同执行会导致金融业发展受阻。同样,在有更好的机构情况下,有效的合同执行会刺激金融发展。Kolstad等(2009)[32]资源丰富的国家在经济上表现出薄弱和腐败可能是因为寻租行为和赞助。他们建议政策应该着眼于机构的重要性,以此限制寻租行为和赞助,而不是仅仅关注资源丰富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Costa等(2013)[14]用法律手段来对机构进行测度,分析机构如何碳氢化合五的使用费来尽量减少资源缺乏,发现一些机构的违规行为。作者建议监测石油收入分配优化这些机构,并且公民的参与有助于减少资源浪费。Rathinam等(2010)[47]利用程序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发展指数调查与金融部门的长期因果关系,结果见证了法律和制度的发展嘴仗会引起经济的发展。陈翔宇(2011)[56]审视了中国的面板数据,研究出地区资源丰富度和金融发展间有着负面影响。作者认为与资源匮乏的地区相比,资源丰富的地区的金融发展往往缓慢。黄(2010)[55]观察是否政治,制度改善促进了九十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小组的金融发展。实证结果支持制度在促进金融发展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至少在发展中国家短期内是这样,尤其是在民主转型都会伴随着金融发展。Bulte等(2005)[10]意识到矿物资源在发展上有直接影响。但当机构质量被考虑,就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关于自然资源租金的简要文献综述:首先,缺乏量化机构质量在这方面的作用的共识。迄今为止的努力试图明确地将金融发展归因于资源租金,这是由于缺乏制度质量和相关控制而导致的偏见过高的误导。制度的质量决定资源租金是否构成资源匮乏和丰富(Badeeb等,2017)。其次,用很少的常规措施衡量多维金融发展似乎无法代表整个金融体系。由于不全面的性质,这些传统的措施经常面临研究学者的批评,这使得它们在金融经济学文献中产生冲突。Huang(2010)[55],Anwar和Cooray(2012)[3],Yilmazkuday(2011)[53],J.-SYu等人(2012)[54],Hassan等(2011)[22],Shahbaz等(2018)[50],以及许多其他人使用金融发展的个人指标(基于银行或股票市场)。单一的金融发展计量指标可能无法产生相对完美的估计。Dorrucci等(2009)[19],Rudra P. Pradhan等(2014)[44]制定了综合指数,将几种常规指标结合为综合指数。这些措施没有考虑到金融发展的复杂多维性质(Svirydzenka,2016)[51]。因此,我们使用IMF提出的综合金融发展指数(Svirydzenka,2016)[51]来克服传统方法的缺点。
1.1美国制度质量模式的简单概述
在继续讨论之前,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历史制度质量模式。图1显示了美国在1984年至2016年研究期间的平均制度质量指数。图1显示了美国在1984年至2016年研究期间的平均制度质量指数。研究期涵盖了国际风险指南(ICRG)数据集中有关机构质量的最大可用数据。
上图中的模式显示了美国制度质量的不稳定状态,这与发达国家制度稳定的论点不一致。 1984年,美国得分为2.04,创下历史最高,2000年和1999年分别为2.03和2.00。在1992-1993(1.72)和1995(1.76)中最低。从1984年到1988年和1989年到1992年,报告了下降趋势,而1995年至2000年之后,制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从1984年到1993年,制度质量得分急剧下降了0.32个百分点。它在2000年之前以0.30个百分点大幅提升,但在2017年之前一直呈下降趋势并下降0.12个百分点 制度质量指数的变化模式表明,美国的政策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预计这种动态模式将与其他部门一起影响金融发展。
该研究采用稳健的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边界检验来进行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ECM),以确定金融发展,制度质量,自然资源租金,经济增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开放性和资本之间的协整关系。 这些方法只估计协整的存在; 然而,政策影响往往需要因果关系的方向。 我们部署了矢量误差校正格兰杰因果关系机制(VECM),利用美国最大可用纵向数据来检查每对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因果流。本研究通过回答上一节中提到的问题为文献做出了贡献。
1.在1984年至2016年期间,在美国的背景下,机构质量在自然资源租金和融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2.以过时的传统措施“向私营部门提供国内信贷”来代表多维金融发展,破坏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性。这并不能解释多维金融体系(Svirydzenka,2016)[51]。这种传统措施往往无法把握金融市场发展的细微差别和微妙之处。以银行为基础的衡量标准忽视了其他类型的金融市场,如股票,债券和保险市场(Ito和Kawai,2018)[27]。同时,它不能包括金融发展的质量方面,例如金融市场的多样性(规模),效率,流动性和周围的制度环境(Ito和Kawai,2018)[27]。因此,IMF在Svirydzenka(2016)[51]中需要用综合金融发展指数取代这种模糊和相互矛盾的多样化金融发展指标。
3.与先前的研究相比,包括额外的相关控制(开放性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减轻了遗漏的变量偏差并发布了相对可靠的估计。
本文剩余的内容组织如下:第二章阐述模型的构造和数据收集;第三章将阐述方法和策略;第四章实证分析;第五章结论研究。
二 构造模型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美国的制度质量如何刺激金融发展,包括自然资源租金,经济增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资本和开放性的作用。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有效和充分运作的金融体系将带来经济繁荣。 金融部门在稀缺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快速发展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Han等,2015)[21]。金融市场效率和竞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Ro等,2017)[49],而金融准入和金融效率是金融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具有通过经济发展产生的溢出效应(Rashid等,2017)[46]。
稳定的制度框架推动了经济增长,而薄弱的制度活动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状态(Jain等,2017)[28]。高质量的制度环境对于解释金融发展非常重要(Law and Azman-Saini,2012)[34]。制度因素在经济和金融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对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要求建立稳定的改革以应对不确定性(Cherif和Gazdar,2010)[11attacharyya和Hodler(2014)[8]强调了制度在解释自然资源收入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方面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贫困机构未能执行合同,自然资源收入最终会对金融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健全的机构通过合同执行来缓和这种影响。在这些论点的支持下,我们打算研究制度质量在解释金融发展方面的作用。
开放可能会通过出口刺激金融服务需求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增加来影响金融发展(Menyah等,2014)[39]。贸易开放度的增加产生了对新金融工具的需求,以便为新兴需求提供资金,并通过国际汇率波动来对冲相关风险。David等(2014)[16]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研究表明,如果存在更健康的制度质量,开放是金融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资本账户和贸易开放是金融发展(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它们促进金融发展,要么同时开放,要么没有其他开放(Baltagi等,2009)[6]。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自由化与金融深度有着良好的联系(Klein等,2008)。开放性似乎与金融发展正相关,并被视为金融发展的必要控制(Le等,2016)[37](Adjei和Adjei,2017)[1]将经济政策解释为监管,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混合,这些政策可能由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通过政府行动来确定。经济政策在塑造金融市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在经济发生任何变化时需要经常调整(Adjei和Adjei,2017)[1],这些政策的任何不确定性最终都会使发展过程减缓(Raza等,2018)[48]。我们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纳入Baker等(2016)[5]的研究测试其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最后,遵循Shahbaz等(2018)[50]我们还将资本作为发达经济体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
基础变量之间的理论关系以一般函数形式表示为:
(1)
其中是金融发展,是制度质量,表示自然资源租金,表示经济增长,表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表示资本,表示开放性,捕捉制度质量和自然资源租金的适度效应。所有变量都转换为人均和自然对数形式,以获得潜在可靠和有效的估计。这种转变确保了数据的正态分布和可靠的经验结果(Ahmed等,2016)[2](Farooq等,2013)[20](Shahbaz等,2018)[50]。经验模型用下列函数形式表示:
(2)
其中ln是相应变量的自然对数,测量截距,-是制度质量,自然资源租金,经济增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资本,开放性以及制度质量和自然资源租金的适度效应的序列系数,为误差项。金融发展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Svirydzenka(2016年)[51]建立的金融发展综合指数来衡量。该指数考虑了9个指数,这些指数总结了发展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深度,准入和效率方面的表现。制度质量是政治风险服务的六个指标的预测值,使用主成分分析(PCA)汇总。 PCA允许高频指示符的正交线性变换来聚合和构建几乎保持原始数据集的大部分特征的单个索引(Batuo等,2017)[7](Le等,2016)[37](Tang等,2014)[52]。制度质量指标包括“政府稳定,腐败,民主责任,官僚质量,法律和秩序以及投资概况”(Daude和Stein,2007)[15](Law等,2013)[34](Law和Habibullah,2006)[35]。 ICRG评级系统根据100分标准为这些组件分配评分,最低评分显示高风险(低质量),最高评分为低风险(高质量)的证据。由于纵向覆盖,我们更喜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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