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电影票房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综述

1.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以往的学者对电影绩效（票房）的影响因素研究的角度不尽相同，根据他们的研究是否从合作成员的合作关系出发，是否利用了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传统电影票房研究和基于网络的票房研究。

传统票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起步较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外国学者就开始从传播学理论出发，探究影响票房的动因。Mizerski amp; Austin (1984)将消费者的心理学变量（兴趣、性格、价值观等）和人口统计学要素（年龄、性别、教育、收入等）综合起来以探究消费者决策过程。1990年，Rosen (1990)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除了以上因素之外，电影院的位置设置、上映时间、天气等“情景因素”也是影响电影业绩的重要方面。2006年，Eliashberg amp; Elberse (2006)着重研究了电影的产品特性（如流派）和后期发展因素（如消费者对故事情节的反应、广告、发行、评论和口碑）对电影票房的影响。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不过也有学者立足于传播学角度，对电影绩效进行了研究。龙雨馨（2018）以豆瓣电影为例，探究了网络口碑的传播模式，并得出了口碑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消费者观影欲望的结论。郭新茹、黄舒沁（2017）等人通过对2013—2016年放映的电影进行了研究，通过量化明星效应的方法建立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明星的影响力与电影票房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除了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之外，还有学者采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究。他们主要将目光聚焦于电影本身以及电影公司的状况两方面。在电影本身方面，有研究者认为电影的情节设定、类型以及人员的名气等电影制作因素对电影的成功有着直接影响(Baker amp; Faulkner, 1991)。Prag (1994)等人则认为，除了电影制作因素外，电影的发行因素，如后期宣传、档期等对票房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在公司层面，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Bagella amp; Becchetti, 1999），他们主要以影视公司的内部能力（管理能力、制作技术）、以及公司发行的电影数量为变量，构建起公司变量与绩效（票房）之间的联系。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从电影制作以及电影公司方面对绩效进行了研究。有的有研究者甚至将宏观经济因素方面考虑进来（夏妮亚等，2012），研究了电影票房对名义GDP的弹性。研究结果表明，电影产业与宏观经济环境相比更加稳定。

传统的票房研究方式曾是研究票房影响因素的主流方式，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研究之后，学者们便开始从演员、导演或者电影公司的合作关系入手，探究电影票房的影响因素，由此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逐渐演化成研究电影绩效的主流方法。

在电影公司的关系方面，2013年，Foster(2013)等人通过对1998年至2010年马萨诸塞州电影和行业的数据进行网络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电影工作室内作为网络中介，在不断加强集群外部的创意人士、企业家和集群内部的劳动力库、服务提供商的联系。在演员的导演的合作关系方面，Packard amp; Aribarg (2015)等人强调了网络嵌入性的两个方面：位置嵌入性（PE），连接嵌入性（JE）的重要性如何根据功能角色（演员与剧组）而变化。研究分析了近20年来15000多名业内人士的电影合作关系，得出了演员的位置嵌入性（PE）以及机组人员的连接嵌入性（JE）对电影的绩效有着重要影响。国内利用社会网络理论研究电影绩效的学者们也不在少数。林淼（2017）以2015至2016年所有上映的电影为样本，构建电影公司的合作网络，对电影公司所处的网络位置进行分析，且验证了电影公司的网络特征与电影票房的关系。结果表明：电影公司的平均结构洞越高，总票房越高；公司的平均接近中心度越高，票房越高。除了立足于电影公司的合作关系，国内也有学者试图从参演人员的联系出发寻求答案。刁婷婷（2018）从电影团队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社会资本广度（位置嵌入性）和社会资本深度（合作紧密性）出发，结果发现位置嵌入性对与电影的票房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而合作的紧密性对电影票房的影响则是“倒U”型的。

这些研究突破了传统因素的限制，是对电影绩效研究的一大突破，早期，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单模网络，对于从二模网络角度出发的研究确实较少。经过一段时间，研究者们对二模网络的研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比如，方爱华和杨晚成等人（2018）建立了“华莱坞”的导演-演员二模网络，验证了华语电影圈的合作存在着小世界网络的现象，发现了华语电影圈存在着明显的“派系”，导演在演员中的权力分布不均衡现象也明显存在。他们认为，导演在网络中的权力分布不均衡表明导演控制资源的能力的差异。

本文的研究假设源自对文献的整理及思考。

首先，在社会网络层面，根据前文所述，Packard的研究表明机组人员的连接嵌入性（JE）对电影票房有着正向影响，导演控制资源的能力越强、中心度越高，所拍的电影的绩效就越高。但Packard构建的网络并没有将导演和演员分成两个部分，而是将他们结合在一起构建单模网络，考虑每个节点的综合地位。而方爱华，杨晚成等人则建立了“华莱坞”的导演和演员的二模网络，说明了导演在演员中的权力分布不均衡表明导演控制资源的能力的差异。本研究结合方爱华以及Packard等人的研究文献，做出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