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距离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研究开题报告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根据我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ofdi是指我国国内投资者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设立、购买国（境）外企业，并以控制该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ofdi影响着国际贸易总量与结构，影响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对经济发展有不可否认的推动作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推行“走出去”的国家战略，2012年，继美国和日本，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投资国，ofdi为878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记录。时至今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9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ofdi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14.1%和6.4%，流量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二位，存量列第三位。ofdi的迅猛发展打破了中国以对外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对外经济发展格局，强有力支撑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这不仅为中国ofdi注入新活力，有助于中国企业合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而且促进沿线国家间在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的相互融通，优化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也为实现各国经济联动式发展提供新思路。

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不断发展，除了自然资源禀赋、东道国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程度、市场规模、地理距离等传统的影响ofdi因素外，制度距离开始被引入ofdi的研究。例如，wei（2000）、bnassy－qur et al.( 2010)、武立东（2016）均基于双边政治关系对制度距离影响下的ofdi展开分析，李文宇、刘洪铎（2016）基于多维距离视角对中国ofdi进行研究。根据世界银行的wgi指数显示，仅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就层次不齐，新加坡、日本等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差异较大，经济制度差异和文化制度差异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制度差异的不同必然对中国ofdi产生不同的影响。正如先前学者的研究结果，当东道国政府的腐败程度越高，ofdi就越少，即中国企业更偏好向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进行ofdi。以上种种研究均表明，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有较大的影响作用，针对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应继续深入探索。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制度距离有很大差异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也不都是积极正向的。在此背景下，本文分别研究制度距离对中国向“一带一路”中高制度质量国家、低制度质量国家的ofdi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研究内容：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中国企业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制度距离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愈发显著。本文建立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制度距离如何显著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并相应给出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收集2009年至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剔除缺失项）的ofdi等相关数据，建立引力模型，分别将中国与高制度质量国家样本、低制度质量国家样本进行回归，探究管制距离与规范距离对于ofdi的影响。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写作提纲：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中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随着经济全球化兴起并发展，邓宁1981年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波特1990年提出“竞争优势理论”，小泽辉智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这都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已然成熟。当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更多样化后，制度差异被计入影响因素中。Scott,W.R.（1995）最开始提出制度环境的概念。Kostova 1996年首次提出制度距离的概念：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由于客观发展不同所产生的差距。制度距离层次的分类主要包括二分法、三支柱以及四现象。

一些学者基于双边政治关系和东道国制度环境视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Wei（2000）指出东道国政府的腐败程度越高，对母国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因此中国企业更偏好向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Bnassy－Qur et al.( 2010)也认为，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越高，表示东道国的政治相对稳定、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较高，这将有利于吸引外资。武立东（2016）认为，在高制度质量的国家中，制度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关系，双边外交关系对于中国向低制度质量国家的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冀相豹（2014）则从主成分分析的角度针对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探索，发现中国整体OFDI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国内而言，国有制企业OFDI的依赖性大于非国有制企业；国家间而言，中国OFDI倾向于制度因素质量好的发达国家和制度因素质量差的发展中国家。李文宇、刘洪铎（2016）基于空间、经济、文化与制度的多维距离视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运用按圈层理论，根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综合距离得分，将沿线国家分为4个圈层，比较不同圈层，发现制度距离在第三圈层的影响较为明显。由此，可根据不同圈层的情况，制定差异化策略，建立多方合作机制，推动圈层内共赢。杨亚平、高玥（2017）基于海外华人网络视角，发现制度距离对我国企业的OFDI选址具有“非对称性效应”，企业OFDI整体倾向于负向制度距离接近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其中商务服务型OFDI和当地生产型OFDI规避负向制度距离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研发型OFDI则偏好正向制度距离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且海外华人网络的活跃都能促进我国企业OFDI。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1.2022年11月1日-2022年11月6日：完成选题。

2.2022年11月7日-2022年11月29日：阅读大量文献及数据并选取有用资料待用，积累最新信息，完成开题工作。

3.2022年11月30日-2022年3月13日：根据老师的指导意见，完成初稿。

5. 参考文献

[1] 周妍巧,李涛,刘灼.“一带一路”倡议、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j].会计之友,2019(22):80-84.

[2]方齐云,肖双薇.多维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与面板门槛的实证分析[j].武汉金融,2019(09):20-27.

[3]张倩,李芳芳,程宝栋.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9,35(06):89-103.